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实现我国“十三五”既定发展目标的路线方针，更是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理论指南。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关系着我国能否成功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发展新引擎，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周期。我们用这5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切面，解析国家发展的内在之美，展示新中国70年的非凡成就，并导向未来。

屏幕之光，火花四溅。

去年底，一块将248所贫困地区中学与成都七中连接起来的屏幕成为世议汹汹的焦点。

屏幕两端教育资源的巨大落差，折射出了一个复杂中国的轮廓。经历了近40年经济发展的狂飙突进后，2017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首次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共享，既是本质要求，也成了现实倒逼。效率与公平，做大蛋糕与分享蛋糕，前者逐渐让位于后者。

共和国70年的历史纵轴上，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回归正在上演：从社会保障体系开始织密的兜底网络，到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背后的税制结构性调整；从转移支付倾斜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到精准扶贫的攻坚决心……复兴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效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财富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博弈，注定是个长期命题。

在1984年的中国，邓小平的回答是：“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正是这一年，邓公著名的“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表述，首次作为政策写入了党的文件。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

既是总结，又是纲领。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经过五年的试探已经形成初步经验：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城市企业扩权让利。两条并行的改革路线从地方开始试点，终成席卷之势。“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重新被正名的分配方式冲破平均主义的桎梏，激醒人们积蓄已久的利益动机和致富欲望，一池春水就此活泛起来。

1985年，农村人均纯收入较1978年翻了近3倍。与此同时，在体制外围，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非公经济相继出现，市场作用下的资本性、经营性、技术性收入等要素性收入分配方式渐次萌芽，中国第一批万元户诞生。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债券利息、股份分红等非劳动收入被纳入分配体系。

不过，历史惯性之强大，要扭转实非易事。囿于教条和理论基础弱，赋权市场常常遇到阻力。强调中国计划经济的属性依然是政策基调。而改革越深入，不触及体制本身，就只能是零敲碎打。

十三大召开的第二年，因价格双轨制、“倒爷”，计划经济下的流通体系彻底崩溃，此后的价格闯关失败，物价飞升，经济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失控。“改革开放该收一收了，该抓一抓阶级斗争了”，惶惑不安的情绪笼罩在人们心头，姓资姓社的争论见诸台面。且争论不平，改革便难以为继。

转机出现在1992年。年初的“南方谈话”一扫阴霾，“黄钟大吕的声音一下子压过了‘左’的瓦釜之鸣”。10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入党的十四大报告。理论突破，一锤定音。更全面的开放接踵而至，市场活力极大激发。中国开始进入高速发展轨道，社会财富迅速累积。

而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利益格局重新洗牌，为区域、城乡、阶层差异的拉大埋下隐患。

公平：14亿人的蛋糕怎么分

对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政府对财富和资源的配置和干预是有必要的。

初次分配讲求效率，市场是核心。再分配要求公平，政府占主导。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效率优先”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原本由政府承担的公共领域服务通过“承包制”等手段让位于市场，配套的监督管理机制却未建立起来，市场的野蛮扩张和权钱交易等灰色地带的存在，使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尽管这一时期，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推进，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等一些税种在不断完善，但调节效果甚微。进入21世纪，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且持续维持高位。

这一背景下，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各方期盼。不过，知易行难。2004年就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制定，历时八年一再搁浅，便可窥其复杂性。

从国家体改委大院走出的王小鲁一针见血：“在没有一个整体改革布局的前提下，单独讲收入分配改革，可能很难推进，因为很难触及那些深层次的、突出的影响收入分配的体制问题。”

于是，加强顶层设计成为共识。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重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这些表述在2013年初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得到细化。

以税收调节为例，研究表明，中国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变化差别很小。在1994-2015年间，甚至有六年出现了税后基尼系数反而扩大的情况。其原因在于分类征收的模式下，单一收入来源的工薪阶层成了纳税主体，收入来源更广泛的高收入群体，则因为财产性、经营性收入隐蔽性更强，更容易逃避税收负担。

而最新一轮的个税改革则瞄准这一症结，迈开了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的步子。专项附加抵扣等措施的出台，将教育、医疗、赡养老人等家庭支出负担进行费用扣除，在体现税负公平之余，某种程度上也为按家庭征税铺好路。

“有形的手”发力，改革向前，将创造公平正义社会环境的理念贯穿始终。

共享：不是一座“空中楼阁”

“屏幕之光”只是一小步，真正的共享依然任重道远。被屏幕改变的少数和没有被屏幕改变的大多数，戳中的还是当下以具体领域为代表，资源分配不均的老话题。

回顾“新医改”改了什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改变尤为明显。自2014年以来，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贴每年增加5元，到2018年已经从30元增加到55元。而在解释每年提高的金额用途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通知文件几乎都会明确表示要向村医倾斜。

因为种种原因，政策设计的预期效果常常在地方及具体执行领域遭遇稀释。医闹、高考移民、行业鄙视链……近年来屡屡引爆舆论场的话题纷纷指向了时下发展不均衡的痛处。

从这里看，共享发展写入五大发展观，既是排近忧，也是解远虑。

共享，不能是一座“空中楼阁”，而应该是实实在在体现在医疗、教育、就业、扶贫、食品安全等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均衡，其来有自。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下，农村在经济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方面始终处于弱势。201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财政转移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的8.14倍。在教育领域，同一个省，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差距在10倍以上。在医疗领域，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其中30%集中在大医院。

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离场带来的破坏性影响难以估量。早在上世纪90年代，“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市场化理念变成医改主旋律后，便严重影响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公益性，各类有偿医疗、以药养医现象的出现，扭曲了费用偿付机制，成为如今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凸显的根源。

基于这样的认识，政府责任正在加速回归。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发布，标志着新医改全面启动，“四梁八柱”的制度框架基本圈定了近年来的改革路线。

承诺：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更能体现政府回归的，是另一场瞄准8000万贫困人口的攻坚战役。

2016年，一组报道让横断山脉深处的“悬崖村”成为聚光灯的焦点，孩子们走崖壁，爬藤梯，两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牵动着全国人的心。

14个集中连片区、832个贫困县，将近1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无法回避的必须翻越的“悬崖”。

1986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立，正式掀开中国制度性扶贫的序幕。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到2011年前后，我国贫困人口已经比1978年的2.5亿减少了一半多。

“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而唯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新阶段的中国扶贫工作更加注重精准度，要求扶贫资源与贫困户的需求准确对接。精准识别、建档立卡、因村派人、建立台账……从扶贫对象到项目安排、资金使用，“精准”渗透到扶贫工作的全过程，产业、电商、教育、医疗等特色扶贫精准到村到户。

贫困的梦魇，在共和国版图上退缩。到2018年底，全国贫困人口减少到1660万人，832个贫困县有一半的县摘了帽。大凉山的“悬崖村”修出了一条钢梯天路的同时，连接网络的路由器也进入了村民家中，新一代村民实现了与时代同频共振，有些村民甚至通过直播、创业成为“网红”。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这场攻坚战背后，对口帮扶，东西协作，定点扶贫，全社会力量被有效调动起来。河北的一个小山村，在中国三星的帮助下，探索旅游扶贫模式；安徽的一个贫困县，与中利集团签订协议，在废水塘和山荒地上建起光伏农场，贫困户既能搞种养，又能拿分红……

“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是之谓也。

北京商报记者  肖涌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