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热词，也成为延续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接力棒。12月21日，由北京商报社、北京品牌协会主办的2018年度（第四届）北京金融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在北京召开。在论坛上，与会专家分别针对目前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存在的风险以及趋势等问题进行讨论，并指出金融科技监管并非要一味的强调严监管、强监管，应分辨出系统系风险与一般性风险的区别，给金融科技一些容忍空间。

当前经济活动呈现结构性特征

针对整体宏观形势，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提出，当下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结构性现象比较突出。他也提到，一些企业或者行业面临着较大的挑战，而一些行业或者领域则在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曾刚举例称，现在工业制造领域可能面临利润下行的困境，而一线城市服务领域的消费依然非常旺盛，这说明未来结构性的变化会非常明显，某些领域依然有机会。

对于热议的金融科技，他也提到，金融科技也是一个结构性领域，未来仍将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话题。

在结构性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可能是未来监管关注的重点。“在政策方面，监管并不会对所有领域都一视同仁，采取相同力度的监管方式，而会选择采取结构性政策。2017年强调‘去杠杆、防风险’，去的是整体宏观的杠杆率，而现在总体的宏观杠杆率已经企稳甚至回落。未来的重点应是结构性去杠杆，这意味着有些领域可能要进一步控制杠杆、有序化解，比如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而有些领域则需要增加流动性的投放。央行开展的定向降息等操作都显示出了结构性的特征，而支持民营企业、加大实体经济投放也体现了结构性的政策思路。”曾刚如是说。

对于未来宏观形势，曾刚预计，未来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此种不确定受内外双重因素影响，包括内部的结构调整，外部的中美贸易摩擦。从今年来看，实体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可能将上升。

不要过高估计金融科技的效益

金融科技的本质是金融，科技在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新类型风险。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北京监管机构发布的《北京市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8年-2022年）》在具体规划路径上，也提出大力促进技术应用落地，同时更有效地防范和把控金融风险。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刘勇介绍称，在交易方面，新技术推动了一般金融业务的表外化，也催生了新型金融业态，其法律关系不同于资产负债业务，风险很容易从金融机构扩散到了公众。在市场方面，数据集中催生事实上的金融业跨行业跨市场经营，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增大了系统性风险。在全口径的跨境收支业务层面，现行的外汇指令银行系统是办理跨境收支业务的中间枢纽，是外汇管理数据采集的关键环节，对目前的监管体系构成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但新技术弱化甚至削弱了银行在跨境收支中的中介作用，统计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面临挑战，而且还会增强洗钱的便利性。

此外，因为新技术应用对数据可得性和质量的高度依赖，风险评估会存在一定偏差，甚至出现“算法歧视”问题，带来业务风险、技术风险、网络风险的叠加和外溢效应，甚至产生新的排斥形式。“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新型金融风险，改变了传统金融市场运行方式，而是带来了整个业务环节、商业模式的一系列变革。我们对待新技术的态度，既不能唯技术主义，过高估计金融科技带来的效益，也不能因噎废食，缺乏前瞻性、战略性布局，而是应当将其放在更长的经济发展周期中审慎考察，在严格管控传统金融风险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控制新风险的系统。”刘勇说道。

监管需对症下药

对于监管而言，如何在鼓励创新和控制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也是亟待关注的问题。早在2017年6月27日央行印发的《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就提到要加强监管科技的研究与应用。监管科技可以定义为科技与监管的有机结合，主要作用是利用技术帮助金融机构满足监管合规要求。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看来，在科技的推动下，通过线上方式进行客户渗透，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得到长足的提高。这是科技对金融业赋能的一个重要表现。

金融业与金融科技相结合这条路，是未来金融业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金融业未来要进一步通过科技来赋能，促进金融业务发展。但是这条路也是一条崎岖的道路，监管是金融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变量。

监管如何设置？监管水平如何？对整个金融科技的发展也非常重要。“金融科技监管并非要一味的强调严监管、强监管。有很多专家提到，互联网机构搞金融，要严格控制，金融业就是要持牌经营，没有牌照的人就不能做金融，这句话听起来铿锵有力，但是，如果说没有牌照不能做金融的话，中国第三方支付怎么能做得起来？所以监管不要过于绝对化，同时应该给金融科技一些容忍的空间。”郭田勇说道。

对于金融科技监管，郭田勇进一步建议，监管能够准确的分辨出系统性风险和一般性风险的差别，金融科技风险肯定存在，但是这个风险究竟是系统性风险，还是说风险只是在机构本身，不会有太大的外延效应，需要切实分开，要对症下药。

北京商报记者 崔启斌 宋亦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