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对于中国科研而言，这恐怕是一句贴切的话。

昨日，中科协副主席陈章良在《财经》年会上表示，“中国的科学家总数是世界第一位，美国只有我们的一半，当然我们优秀的科学家、最活跃的科学家没那么多，但总数在那儿了。国际论文的产出比例终于从后面的位置上升到今天的世界第二位，跟GDP一样，发明专利也已经到了世界第二位”。

在此之前，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自然指数显示，中国得分为5819.79分，虽然远远低于美国的19165.25分，但高于德国的4125.92分，因此被认为是“高质量科研产出全球第二”。这个指数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但中国老百姓妄自菲薄惯了，竟不习惯中国科研实力已经这么牛了。

也不怪老百姓吐槽，咱们自己的科学家现身吐槽，比如大量论文投稿到CNS（世界三大顶级科学杂志的缩写）的附属子刊，后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赚中国科研的钱。比如即使发表在CNS上的论文，也多是为人家的原创成果做些辅助性的注解工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科研突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重要科学文献的引用率为4.61%，与美国的14.28%和日本9.04%差距显著。

当然，中国科研经费的审批和投入体制也是饱受诟病。我们的科研投入是不吝钱财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跟我们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类似，靠的是规模制胜。数量是规模的结果。同时，科研经费由科技官员的一支笔来决定，经费申请过程有太多猫腻，这些年科研经费寻租、腐败的大案也是频频出现。科研经费批下来，科研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成果，就没有人关心了。无非是发几篇论文而已，甚至学术造假。

老百姓不懂CNS，但他们能够观察到，中国的汽车生产量全世界第一，但是依然造不出世界认可的自主品牌汽车；中国的大飞机C919呼之欲出，但是发动机等核心配件依然得用人家的；中国制造享有盛名30年之久，尚没有看到一件高科技产品是我们的原创。

别怪人们不敢轻信中国科研的实力。科学家的数量以及论文的数量，不是过硬的证据。数量是可以拼规模拼投入拼出来的，但是质量是拼不出来的，它赖以成长的科研和学术环境如果时候不到，就很难结出成果。水不到，渠难成。

一个多月前，诺贝尔奖一如既往地跟中国科学家无缘。惟一跟中国有关的诺贝尔头条，来自安徽蚌埠一中挂出的标语，“热烈祝贺我校女婿埃里克·白兹格荣获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这显然是中国科研的尴尬。

经济学大师熊彼特说，100辆马车连起来也比不上一辆火车。在创新这件事上，数量是没有意义的。成批地出现诺贝尔奖的热门候选人，中国的科研才有底气说“这是最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