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政商重构，市场还权”为主题的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举行，诸多经济学家认为对于“大政府、小市场”的经济格局应当有所改变。民营企业面对混合所有制的蛋糕畏葸不前，就是对管束权力的规则还不太放心。

而在同期举行的另一场座谈会上，海尔集团CEO张瑞敏在一份书面发言中表示，审批依然看得见，约束依然触摸得着，博弈仍然如影随形，一些职能部门把投资审批的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实际上也把利益通过制度方式留在自己手里。

让政府放权，是一个既漫长又不容易的事情。吃着火锅哼着歌，谁也不会无缘无故看自己手中的权力不顺眼。

在1984年，也就是30年前，福建的55位国企厂长上书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要求“给我们松绑”。这是企业家第一次向政府要求放权。当时被看做“大逆不道”，现在却被视为改革史上的一段佳话。

当时的诉求是扩大国企经营自主权，而政府的放权则没那么痛快。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被中央提出，经营自主权的下放才大致跟上了经济发展的节奏。

政府放权一定是遵循这样两个规律：一是挤牙膏，挤一点不好使，就再挤一点。我们的改革之所以是渐进式的，就在于政府的放权是渐进式的。一下子放开，市场和企业也接不住；二是倒逼，经济增长的现实压力，才是倒逼政府放权的关键因素。无倒逼，不放权。这与上书不上书关系不大。

因此，当前对于简政放权的呼声，对于将审批权透明化可预期化的呼声，也是要遵循上述两个规律的。自去年以来，国务院已经累计下放和取消审批权数百项，包括公司注册资本改革这样的干货。7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把改革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要增大简政放权的含金量。只要牙膏还在不停地挤，企业所受到的管制程度就是趋轻的。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现在明显承压，上上下下既然都不想以4万亿元的方式救市，那么红利只能向改革索取。我们必然要承受一些风险，一个新的市场出清均衡，必然是一个更低的去杠杆和去过剩产能的均衡水平。在这样的压力下，倒逼就会出现。最高决策层希望通过简政放权来释放市场活力，但横亘在市场前面的庞大中间官僚阶层并没有这样的紧张感和急迫感，也就是很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权力紧紧握在手中不放，是因为权力有油水。这是中国式放权的难点。

企业家向政府呼吁放权，半是受到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鼓励，半是在微观环境中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放权的环境是存在的，有时候需要一点打虎式的决断力。简政放权也好，依法治国也好，打大老虎也好，都是致力于让市场成为资源分配的主体，而不是让权力和裙带成为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