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在《求是》发表文章称，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典型的“四高四低”特征，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与“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发展积累的矛盾较多，运行风险加大，中国经济“现行版”已难以为继。

在谈到市场缺乏创新动力时，他指出“鱼塘中一条鱼死了，这是偶然事件；倘若多数鱼死了，说明是水的问题。企业普遍缺乏创新意愿，说明我国经济环境、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还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

虽然我们强调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意味着要告别中国经济的现行版，但将这个现行版如此五花大绑，还是鲜见。用“难以为继”来形容中国经济的现行版，是在直白地告诉人们，丢弃幻想，准备改革。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高速度，基本上勾勒出中国经济奇迹的另一面。对于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成就，我们毫不讳言自豪和骄傲，但如果我们沉湎于这样的成就，而对于成就背后的成本掩耳盗铃，那就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面对一直提防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要不可免俗地掉进去。

经济之所以成为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如果资源不稀缺，就无所谓创新不创新，效率和技术都是浮云。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就不再是问题，反正资源有的是。正因为资源的稀缺性，饶是地大物博的我们也经不起如此惊人的消耗和污染，以至于地大物博不得不改成地大物“薄”。经济发展不是短跑，不是拼消耗，而是中长跑，拼的是均匀呼吸。到最后，无论是经济的PK，还是制度的竞争，都是在比发展的效率，比创新的速度。

无论别人怎么真心地对我们五体投地，还是兜着圈子跟我们玩忽悠，我们自己心里要有一杆秤。“四高四低”式的发展，作为我们改革之初奋起直追的增长模式，是与我们彼时所处的历史阶段相对应的，那时候我们最缺的是资本，技术和创新都是奢侈品。我们的本钱是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因此在经济起飞阶段只能如此，吃不饱的人是不会有糖尿病烦恼的。

时过境迁，靠这样急功近利式的发展，我们成功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储规模世界第一。急功近利不是说不好，只是说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不需要再那么急功近利了。相较改革初期，资本已不是稀缺品，稀缺品变成了创新和创业。而创新和创业，不是大刀阔斧的招商投资能带来的，而是细水长流的营商环境经营最终带来的“品牌溢价”。这需要政府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比如提供公共服务和提供法治规范。一个规范的、产权得到保障的市场，天然地带有鼓励创新的基因。创新未见大的起色，我们就要反求诸己，我们的市场是不是杂质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