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北京交通部门日前已提交建议，拟完善本市机动车停车泊位“一车一位一编号”的数据库建设，把拥有（购买或租赁）停车泊位作为申请小客车摇号的资格审核条件之一。毫无疑问，这项措施等于给购车又增添了一个门槛。

调控车位意在控制小客车增长数量。但是《北京市2013-2017年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工作方案》已经公布，自2014年起，每年24万个小汽车摇号指标将逐年减少，明年配置机动车指标降为15万辆，2016年时每年非新能源车的配比仅为9万辆。

也就是说，摇号政策的刚性，使得北京小客车的增长受到了结结实实的控制。没有号就不能买车，这谁都明白。再将车位证明作为摇号的前提，有点画蛇添足。

不是任何调控都会产生预期的效果，有时候也会产生预期之外的“笑”果。比如，来自北京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离婚登记数量达到39075对，与去年前三个季度相比暴增41%。这种增幅远超出前四年的平均水平。专家认为，今年离婚数量的快速增长与新“国五条”中20%个税征收政策有关。其实，不用专家认为，这个中的缘由但凡地球人都知道。

房价没有调控成功，离婚率却成功调上去了，这中间的反差足够让人们咀嚼。政策如果过分地逼仄到公民个体的生活空间，社会道德伦理底线就会轻易被拿来作为保全自身利益的筹码。这也成为异化了的另一种形式的“用脚投票”。

调控车位也会引发如上所述的游走在道德与法律之间灰色地带的行为。我们可以预见到，以车位证明作为摇号的前提，其所蕴含的道德风险也会被释放出来。同时，为了帮助有需求的人获得车位证明，也一定会产生相关的灰色经济。

因为车位是稀缺资源，本身就处于供求不平衡的状况。一旦成为与其他权利或福利挂钩的门槛，车位价格必然飞涨，如此，虚假停车证明、倒卖证明等现象肯定会如影随形。甚至因为违法成本低、不易甄别，而有变成潜规则的可能。

城市的发展需要有形之手发挥作用，但同时有形之手在调控时若过多地卡位，则虽不会导致必然的寻租，却必然会出现大量的寻租机会。因此，层层设卡来堵某件事情，有可能执行效果会被打上折扣，甚至带来决策之初所没有预料到的副作用。

中央对于政府转型的定位是服务型政府。而服务型政府，不言而喻是要更多地用增加供给的手段来缓解城市发展中的诸多矛盾。相关的职能部门，应尽可能缓解这种资源的紧张，而不是加剧这种紧张。在增加停车位供给方面，我们无疑看到交通部门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我们更期待于此有更多的政策和制度创新，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