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在谈到“延迟退休”问题时表示，“这个问题还用再讨论吗？延迟是一个趋势，早晚的事，全世界都是这样做的，中国计划生育这么多年，人口老龄化更严峻，能例外吗？”郑秉文说，作为学者我不会因为被谁骂而改变，而且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急迫。欧洲的教训已经提醒我们，越早改革，改革的成本就越小，社会震动也越小。

在学术观点上，是要有一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但这个精神不能是选择性的，面对软柿子，嗷嗷地往前冲，面对硬骨头，喵喵地往后缩。如果说的是“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学者也是精神如此，我们愿意相信其是出于改革的公心，是对事不对人。但如果只是在延迟退休一事上劲头十足，我们就觉得其是因为这样做只会招骂，而不会招致强势利益集团的压力。

这种不惮以最坏恶意揣测人也是有据可查的。在采访中，记者提到延迟退休只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受益，郑秉文说，“这是一次分配制度的一些不公导致的，与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的回答是避重就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延迟退休和养老金“双轨制”共同组成了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为什么说到前者就是不容置喙，就是“这个问题还用再讨论吗”，而点到后者的弊端和有失公允之处，就变成了不知所云，就变成了跟自己没关系。如此一倨一恭，让人不信服啊。

延迟退休，改的是老百姓的利益，革的是老百姓的福利，老百姓不高兴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特别是，养老金“双轨制”改了五年一点没动静，难免不让老百姓犯嘀咕：改革为何碰到官员就绕道走，碰到老百姓就死磕。专家学者对改革有话要说，尽可直说，但不能专找软柿子捏。

近段时间以来，我们屡见专家的高论遭遇民意的反弹，形成了专家与民意对峙的一种局面。比如稍早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专家文国玮在解读城镇化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时指出，“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这个考试分为几项，包括文化程度的考试、法律知识的考试、工作能力的考核等等。来北京工作也可以参照国际经验，要有‘工作许可制度’，没有工作许可就是‘非法打工’，就要处理”。这样的观点其实与之前另一位清华教授杨燕绥所谓的“男耕女织”版退休方案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太没有人味儿，只追求理性的计算，或者说是算计，而放任人文关怀的缺失和淡薄。

一个运行有效的社会，需要常识，更需要专业。后者是由知识精英提供，代表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高度，与常识代表的底线思维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因此，专业如果变得庸俗和势利，就不免让人惴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