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透露，关于此前提出的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仅获得了包括他在内的两名委员支持。此外，社监委明确，今后所有委员的监督都采用自愿义务服务的形式参与，不再与红会有任何利益关系。

自郭美美事件以来，关于红会的笑话就层出不穷，比如一个人问私房钱放在什么地方最不容易被老婆发现，另一人回答说放在红十字会，甭说老婆，全世界都不知道去哪儿了。笑话固然刻薄，却也直中红会当前公信力的要害。

其实，对郭美美事件重启调查与否，公众并不是充满热情、翘首以盼的，因为觉得调查不出个新意来。这反映了红会公信力的岌岌可危，哀莫大于心死。即使是这样，当重启调查仅获得两票支持而有可能不了了之的新闻出来后，人们一方面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自得，另一方面也是对红会自推的监督形式断了念想。监督这个东西，不靠外力，主要靠内省还真是玩不转。

有媒体已经用事实指出，红会和社监委的一些委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有观点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利益输送也不为过，包括购买后者的服务、资助后者的慈善事业等等。这让社监委从一开始就定位模糊，其究竟是给红会唱红脸的，还是唱黑脸的，莫衷一是。想要两种脸都唱，两面都讨好都不得罪，快感和牌坊都要，那只能是把公众的脸气绿了。

对于红会的改革，很多人指出要去行政化。对此，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说，去行政化改革侵犯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在红会系统内部，从总会到地方红会，绝大多数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触动这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从来都是存量改革难做。如果能用增量改革的成果来倒逼原有的存量，最终推动存量的改革，可谓是改革的幸事，是最小成本的改革。

存量改革的关键词是分权和放权，增量改革的关键词是开放。对于红会而言，拿掉公务员的帽子不太现实，因为阻力相当大，别说断腕了，碰一个手指头都不行，权力紧紧抱着不松口也不松手。这也是为什么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所立的军令状和社监委所要行使的监督权听起来感觉软绵绵的，因为他们的言行超越不了体制的羁绊，弥补性的工作肯定是会有的，但建设性的工作不容易到位。

但是，如果能够开放慈善事业，让更多的个人和机构可以进入，多元的捐款渠道自然而然地引发慈善机构之间的竞争，包括效率的竞争、透明度的竞争。谁不在这方面引领风骚，谁就会被捐赠人用脚投票。只有这样的局面出现，因开放而带来的增量改革终于冲击到既有的存量，使得红会不得不自己救赎自己，那就是让自己向透明度看齐，认认真真地向捐赠人及社会公众报告：钱是怎样来的，要花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