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从一个我多有耳闻的市长变成全国人民都有所耳闻的市长，也就是一个春节的时间。

你很难用一个词来对这位前大同市市长做一个好与不好的定性，这正是当前中国的复杂之处。

在传统的“忠臣-奸臣”或“清官-贪官”模式中，耿彦波无疑是好官，飒飒寒风中的横幅和下跪，一如万民伞的与时俱进；在当代的政绩观中，耿彦波也是能拿高分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同人，我清楚地看到过去五年大同的变化，远超过去二三十年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唤起了这座城市久违的荣誉感。

但非议一直存在。这不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而是观念之争。城市的发展，需要的是制度激励，还是强人政治？

强人政治，永远也无法避免人走茶凉、人亡政息，靠一己之权力推动的城建，就像潮起潮落，涨潮有多汹涌，退潮就有多汹涌。一人之命运即一城之命运，让人惴惴不安，风险高得吓人。靠强人意志支撑起的大拆大建和大同速度，在强人遽然离开后，那背负的巨额债务，那尚未完成的半截子工程，让这个城市如履薄冰。即使是在强人主政期间，造城的可持续发展与否，拆迁中对不愿搬迁人们财产和权利的逼迫及补偿的不公，都是这个城市日后发展的成本和隐隐作痛的伤痕。

大拆大建太易引发腐败和寻租，大拆大建也太易制造不公，因此也极易引发群体事件。漂亮的地标和钉子户的残垣，一“城”功成万骨枯的说法即使极端，也总有知音。人民有理由质疑那些大笔一挥拆这拆那的官员，真的是一心为公吗？

偏偏这个强人，在大同做到让人们相信其所作所为均是“公心”。事实上，大拆大建对掌权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必须是一心为公、两袖清风，必须在拆迁面前一律平等，无论是权贵、地头蛇，还是普通老百姓，否则反弹将是激烈的，群体事件也是层出不穷的。耿彦波被跪留，不仅仅是因为其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颓势，更重要的是他那白加黑、5+2的工作方式，他那随时的现场办公、见市长比见局长更容易的去官架子化，甚至他在工地上抓一把灰土就知道沙子和水泥比重的传说，都让人们很快完成了从排斥到亲近的转换。五年前，我的大同朋友说起他总是代之以不屑的“耿拆拆”，五年后，在朋友口中，“耿拆拆”已变成了“老耿”。“公平就是力量”，正如其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所说。尽管干得是极易引发众怒的拆迁，这众怒不仅来自底层，同样也来自同侪，但如果你是一把直尺，一量到底，就能无欲则刚，就能建立起与城市百姓的同盟，尽管他们刚开始时狐疑你、看不惯你。

我们对一个市长的期望，原本可以更高的，法治的建设、政府的服务意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保护，但现实的复杂，压低了我们的期望，软件的建设让位于硬件的建设，制度的改革让位于好官的出现。靠好官推动的城市“大跃进”，哪怕丁点的奇迹出现，也只能是小概率事件，既不能被模仿，亦不能成功，更多的是权力的腐败和滥用。

理智与情感总是在打架，前者告诉我好市长是不可靠的，后者却总是为这城市的变化所心软。春节期间，我走在大同已复建起的三面巍峨城墙上，华灯初上，任是无情也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