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发布报告称，自2008年以后中国生产率增长出现大幅下滑，根本原因是中国第一代政策改革成果已使用殆尽，未来劳动力、大宗商品、资本等要素的成本还将持续上涨，而企业在产能过剩的局面下无法将这部分成本转嫁至消费者，提高生产率已是势在必行。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乐观者有之，担忧者亦有之。此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所提出的中国经济还能以8%的速度增长20年，固然显示出对于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但是这个8%和20年不是凭空得来的，不是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萧规曹随就可以的，即使如林毅夫般乐观，也只是在强调潜力。

去哪里寻找潜力？从世界银行归来的林毅夫将重点放在经济结构方面，强调比较优势和运用好后发优势，因此比较突出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认为政府要积极运用财政政策，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的瓶颈——基础设施建设，以达到他所言的“经济发展的连续性的结构变化”。这在哲学上，恐怕适用的就是量变引发质变的原理。不过，在林毅夫的发展观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政府能够提前准确判断出哪里需要投资，而且这投资是有效率的。

然而，偏偏这个假设政府不能保证，如果政府是全能的和先知的，我们就不需要搞市场经济了，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一位经济学家此前表示，对照上世纪80年代的发改委（彼时叫计委）对21世纪诸多目标的预测，除了人口数字，其他都差得十万八千里。在谷歌、苹果和facebook问世之前，政府的规划和投资是断然想不到的，是不知如何去鼓励和扶持的。而前些年，被政府大力扶持的光伏企业，短短几年光景就变成了产能过剩。对于中国而言，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多情况下已经不是什么瓶颈，甚至已经是超前、饱和，本来政府主导的这样的工程建设就比较低效率，再加上投资回报率不高，连续的财政刺激和政府投资是难以为继的，对经济的扭曲作用也不容小视。

有人拥护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也有人不太赞成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建议政府弱化自身的投资功能，而强化本来的公共服务功能，对企业一视同仁，逐渐减弱行政审批和行政垄断，健全法治规范，为全社会提供保障。因此，回到安永的报告，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必须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生产率身上。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却让企业变得懒惰和短视，根本无暇反思生产率问题，先接过廉价的资金，扩大产能再说。

提高生产率，需要给企业一个更加平等、行政成本更加低廉、产权和知识产权更加保护的市场环境，如此，政府在实现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型，而这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新的政策改革成果，平稳护送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跃过“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