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杜甫很忙，这段时间发改委很忙。

5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根据变化加大预调微调的力度”，从而将数天前温家宝总理在湖北等6省调研时有关稳增长的谈话再次明确。这立即被市场认为是新的政策信号，媒体也以“拯救GDP”为题来诠释这种信号。一时间，国家发改委的门前车满为患，各地官员排队“跑部钱进”。有媒体从国家发改委官网上发现，其在5月21日这一天就批准上百个投资项目。

根据对2009年4万亿救市计划的印象，市场揣测，在经济增长已经连续5个季度下行的背景下，今年也许会翻版一个烈度较低的“小4万亿”救市计划。

当年的4万亿救市计划在成功将中国下行的GDP增速拉成V形曲线之外，带来的诸多副作用在后来这些年逐渐发酵，并被媒体和学界反复讨论。市场对于上一轮4万亿式保增长所带来的通胀高企、投资效率低下、经济结构调整时机错过、地方债务平台风险大增等问题仍心有余悸。短期的救市行为为长期的调结构增加了难度，很多本来应该在产能和技术上淘汰的项目，很多本来不在政府投资时间表里的项目，很多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三高”项目一拥而上。如何快速将钱花出去，而不是有的放矢的投资，成为了4万亿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

它年之石，可以攻玉。当前的“稳增长”应不能辜负这些年对于4万亿的反思。政府投资是必要的，但是政府投资如果能和调结构结合起来，才能在最大限度降低政府投资的无效率以及对经济结构的扭曲。对于政府的投资角色，经济学众多学派向来相互抵牾，众说纷纭。认为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学派主张政府干预，强化政府的投资角色以期创造需求；认为供给创造需求的供给学派则更倾向于政府提供经营活动中的个人和企业以经济激励，让他们扩大生产，而在诸多激励中，减税最受青睐。2009年4万亿的救市计划更多地是采用凯恩斯的方法，辅之以近10万亿元的天量信贷，漫天撒钱、漫天铺项目，而在减税方面则比较低调。事实上，今年稳增长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要好于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政策对于刺激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不无裨益，但减税力度相较于GDP和财政收入还是占比较低。因此，在稳增长的政策取向上，并不意味只相信政府投资，而是可以将投资角色更多地交与市场和社会。

一季度GDP增速8.1%，二季度GDP增速有可能低于这个数字，这对于已常年习惯于两位数经济增长的中国确实不太适应。然而，尽管这个数字跟过去比不高，但与今年定下的GDP增速7.5%的目标相比，并没有影响到目标的完成。所以，尽管经济增长放缓，我们也没有必要跟火烧眉毛一样坐不住，适当地采取一些微调预调的政策予以对冲是正确的，但谨防用力过猛，矫枉大幅过正，不仅再次冲击本来就不易的结构调整，更是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再次加码往后推。“4万亿思维”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而不应成为但凡经济下行就要祭出的常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