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南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破格聘请22岁的该校2008级本科生刘路为正教授级研究员，并获得百万元奖金。刘路在大三的时候，破解了沉寂20年的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

在讲究论资排辈的中国学术圈，此举可谓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由此引发的争论也是正常的，有人说这是“捧杀”，有人说这是“犯红眼病”，总体上以支持为主。

我丝毫不敢贬低弱冠之年就破解数学猜想的成就，但这个成就越耀眼，中国整体的学术研究现状就越刺眼。大学里普遍没有大师的时代里，神童也被寄予了太多的厚望。于是，直接教授封顶，显示出“天公重抖擞”的气度，自然也是一片叫好之声，稳赚不赔。

李政道在29岁的时候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但也是经过了副教授岗位的历练。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天才，他的导师罗素甚至看不懂他的博士论文，但他的教授职位也是在取得学位之后十年才获得的。有人拿甘罗十二岁拜宰相说事，神童就应该破格提拔，但这要跟环境相联系。甘罗所在的秦国，前前后后有白起、范睢、张仪、王翦、尉缭、吕不韦、李斯、蒙恬，人才一大把啊，再加上同时期的六国人才，甘罗在这其中，只算得上是一个小插曲。

其实，偌大的一个中国，13亿的人口基数，出现一个刘路没什么好奇怪的，就像跨栏出现了一个刘翔，网球出现了一个李娜，释放的意义如同当年刘翔的壮语豪情，谁说黄种人不行！

然而，快感过后，发现刘翔就一个，李娜也就一个，13亿人出的一个偶然数。现在数学领域出了刘翔、李娜，也要面对这样一个孤岛的尴尬。

破格提拔，惟才是举，必须有体制的保障，才能够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其实，我们国家最不缺的就是神童和天才，这已经在各种国际数理化大赛中得到证明，但是我们就是缺少大师，在现有的大学教育体制和科学研究体制中，始终回答不了“中国为何没有大师”的钱学森之问。

如果现有的泛行政化的教育体制和比拼论文公分、由官员主导经费继而主导研究方向的科研体制仍然没有改革的话，我们在科学创新方面的前景就仍将是猴子捞月，诺贝尔奖再过二十年依然希望渺茫。因为前者不比工程科学，讲究的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是思维的发散和颠覆，漫无边际，容忍离经叛道，摒弃长官意志，而这些却是与我们现有的教育和科研体制所格格不入的。

所以，神童来了，我们欢迎，但这是概率的胜利，而不是教育科研体制的胜利。我们在意的不是刘路为什么会获得如此殊荣，而是这样的殊荣，这样的成功，是否只是无法复制的传奇轶事。无论是大师还是诺贝尔奖，需要的不仅仅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更重要的是“不拘一格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