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一幼儿园校车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已经导致了20人遇难。这辆核载9人的面包车，足足搭载了64人，包括两名成年人。

有一种新闻，其内容是重复的，每次的区别只在于伤亡数字。年复一年的重复，重复这种低水平的“人祸式”伤亡，而每一次紧急整改和痛心反思，都在下一次的事故中显得是那么的不真诚。

事故发生之后，教育部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立即开展对中小学生和幼儿上下学乘车安全情况排查。排查当然是好事，但是任何事情都无法靠“排查”这种运动式的方法予以根本解决。临时抱佛脚，只是短期内抱得扎实。

很多人愤怒地指责学校用如此野蛮的方法运载孩子，但是一家靠低成本运营的农村幼儿园，其可能真的没有更多的钱去改善校车安全状况。这里不是城市的学校，有择校费和各种补贴，改善校车的后果只能是提高学费，而在这些不怎么发达的地区，家长们对于学费的变动具有很高弹性，学校这里提高一点，说不定就会有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孩子。相信家长和学校都知道这样超载的危害和风险，但似乎除了穷凑合之外，所能做的就只能是祈祷侥幸。

很多让我们出离愤怒的惨剧，并不是做道德的痛心疾首状就可以。我们可以指责这个声讨那个利令智昏、疏于监管，但是这种责问却可能陷入“何不食肉糜”的尴尬中。如果学校是囊中羞涩，负担不起一辆好校车的费用，我们该如何斥责呢？我们从当地政府新闻通报中了解到，事故发生后，肇事货车司机和事发幼儿园董事长已被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他们固然有他们的责任，但是所有的责任都可以“一抓了之”吗？

校车问题如何解决？我说的不是大中城市，不是富庶县乡，而是像事发地点一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补贴？这自然是一个理直气壮的呼吁。政府收税就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比如，加大财政中的教育开支，至少实现那个4%；别再把有限的经费用于城市和大学，而是多投入到基础教育和农村教育。大学教育具有半公共性和半自利性，财政向其倾斜是本末倒置。但是，政府财政收入虽然越来越多，今年将要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中国这么大，到处都在用钱，“三公”消费虽然广受诟病却也不是立马就能减少的，因此政府可用的资源其实很紧张，就补贴校车一项就难以普惠。

然而，政府可以掏不出钱来，但是可以掏出政策来，打破政府对于教育的垄断，创造一个多元的筹款机制。比如，慈善机构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但是政府垄断了慈善，慈善事业始终做不大，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比如鼓励社会资源进入基础教育领域，像鼓励高新技术人才一样鼓励他们。“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是我们喊了多年的口号，我们赞美和欢迎圣人，但制度一定须是为普通人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