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游走于灰色地带的代理退保产业链，已成为监管部门的重点整治对象。各级监管机构和各保险公司接连发布风险提示，但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代理退保并未销声匿迹，反而通过租赁或冒用正规律所资质在社交平台打造“维权专家”人设，以及由所谓的“法务老师”虚构“投诉剧本”等方式，进化出更为隐蔽和精密的“标准化”作业模式。他们披着“维权”“法律咨询”的外衣，以“正义使者”自居，为焦虑的投保人递上一颗看似能“全额退保及时止损”的后悔药，专治消费者的不甘。

从黑灰产团队能租来的信用背书，到消费者能买来的虚假文案，这条灰色产业链正试图将其非法行径伪装成“合法”的维权服务。

然而，这颗“药丸”的毒性远超想象。它不仅让消费者面临“险财两空”的窘境，更折射出保险行业粗放发展遗留的历史顽疾，考问着多方共治下的监管难题。目前，代理退保黑产已悄然演化出三个发展周期，在流量红利下高度产业化运作。

触手可及的“律师马甲”

“昨天下午开会重要决定，全国五十多家保险公司发布退费新规定……”“我有一套高额退回保险费的方式”“点击头像，找到主页的‘客服’，留下‘退回’两个字，我一定帮到底”……

这样充满诱惑力的话术，你是否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这些账号的名字往往带有一种刻意营造的正义感：“为民服务×老师”“浩然正气的×老师”。更关键的是，这些账号的认证主体，清一色显示为律师事务所。

在代理退保已形成完整产业链的背景下，获客成为链条上的第一环。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利用律所资质为黑产业务背书已成为一种标准操作。可选择年租、月租，只需花费不高的代价，即月租几百元起、年租千元起，一个经过律所认证的社交账号的使用权便可到手。

“我有现成的认证为律所的视频号，也可以重新认证。”一位账号租赁方对记者直言不讳。对方甚至提供整机邮寄服务：“手机和账号可以一块寄过去。”

记者以代理退保业务需要引流为由，向上述出租律所资质的卖家咨询。对方迅速发来多个视频号后台的截图，账号名称与上述风格如出一辙，认证主体均显示为某家律所。“退保业务，我们合作的也非常多。”该租赁方强调，账号仅用于引流，不得以该律所名义直接接单或承接业务。

代理退保黑灰产研究专家向记者深入剖析了这条产业链的运作逻辑：退保黑产的勃兴高度依赖互联网。其并非必须收购律所，租赁账号为更常见的规避平台资质审核方式。整个行业已呈现高度产业化，传媒公司专门负责获取、出租各类资质账号（包括律所账号、小学账号、社区账号等）；销售团队则负责流量转化，例如通过“打粉”（买粉丝数据）维持运营，只要投入产出比能达到1∶5（花1万块钱买粉丝数据，能获得5万元交费回报），商业模式就能持续。

然而，放眼整个代理退保领域，在光鲜的律所包装下，极易掩盖不为人知的事实。记者调查发现，以微信视频号“正义相帮-小何”为例，其认证主体为浙江顾典律师事务所，并持续发布代理退保内容。但当记者向该律所核实时，对方明确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并表示不是律所开设的账号，是被冒充了。

无中生有的“投诉剧本”

除前端的律所资质账号租赁外，在代理退保链条的中后端，将自身与“法律人士”身份捆绑的手法也较为普遍。

北京商报记者在淘宝App上联系一家声称可帮办理退保的团队，其朋友圈背景图标有“中国法律援助网”。但记者查询发现，该网址域名已到期且疑似虚假网站。该淘宝店的认证资质显示，其实际为一家名为“洛阳洛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的咨询公司。

记者注意到，上述团队还在淘宝上架一个名为“润色保险销售误导反映材料检举信件保险退保申诉银保监信访退保”的产品链接。对方介绍，该项服务是帮客户整理投诉点、撰写投诉信，以此向保险公司施压。“一份保单收600元，因为要先出投诉信，才能去投诉，所以这个费用要先收取。”

康健（化名）对记者表示，其向上述代理退保团队表达退保意向并拍下上述链接后，对方所谓的投诉材料既“走心”又“违心”。在只言片语描述自己的退保意向后，安排对接的“法务老师”便开始“投诉信”的写作。更准确地说，是天马行空的“创作”。

根据康健向记者提供的“投诉信”，篇幅超过1000字，题目为“保险投诉信”。其中，无中生有的内容包括“投保时，业务员仅着重介绍保险到期后能领取的金额，却未全面、清晰地告知该保险产品的退保规则、分红不确定性、实际收益计算方式等关键信息，导致本人在对产品风险认知不足的情况下冲动投保”。

“投诉信”中还称，“本人已就退保事宜与××保险公司多次沟通协商，但该保险公司以合同条款为由，拒绝提供合理的退保解决方案，未能充分考虑本人实际情况及投保时存在的信息误导问题”。康健表示，材料中提及的相关内容，负责撰写的“法务老师”并未与其核实，也并非真实情况。

“法务老师”在发送拟好的“投诉信”后，还附上金融监管总局的寄送地址：“邮寄时带上身份证复印件、保单缴费那一页和‘投诉信’，一共这三样寄送到这个地址。”

广东知险律师事务所律师炳瑞分析表示，退保黑产的主要手段，一般是向监管部门投诉，并在此过程中可能衍生出诈骗、敲诈等行为。他分享了一个案例：黑产人员会使用座机冒充金融监管局工作人员，致电保险代理人称“我是××金融监管局工作人员，现有人投诉你在××年销售某某保单时存在销售误导行为……”代理人信以为真，在通话中如实陈述。这段通话被录音后，被截取、整理成文字材料，作为“铁证”被代理退保团队用于投诉。

为何偏爱“律所外衣”

“退保在法律上属于保险合同纠纷，不需要走诉讼，通过维权协商就可解决。”北京商报记者在与多个代理退保团队的沟通中了解到，有的团队来者不拒，声称任何保险均可退且可以退全额；有的团队表示八九成概率能退，退多少需视情况而定，但绝对一帮到底：“我们可以辅助你拿到退费为止，怎么和保险公司沟通都由我们来告诉你。”

整体而言，代理退保团队前期的话术相对一致：“如果你想争取高比例的退费，那么得有理有据才行。要么就是看保险合同上有没有什么漏洞和理由，能把这个合同推翻，让它不成立；要么就是看业务员这边有没有什么违规销售的证据。例如，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讲清楚这个保险合同的内容。到时候就需要配合我们联系到业务员。我们会整理几个问题，你重新问他一下，重新取证一下。”

记者注意到，一些代理退保团队常常会将自己与律所的身份挂钩，也会以法律咨询公司的名义开展所谓的代理退保服务。“一般法律咨询公司在后台操盘，在国内各省收购小型律师事务所，在获取其资质后，注册社交平台账号进行直播引流。”炳瑞点破了其中的商业模式。

上述代理退保黑灰产研究专家也对记者表示，代理退保黑灰产获客还存在另一方式。有的短视频平台最初任何人都可以发布内容，例如保险维权相关的内容。但随后发现此类内容过多，便限制只有具备律师事务所资质的主体才能发布。当规定只有律师事务所可以发布时，一些传媒公司却掌握了大量律所账号，这些传媒公司即“中间商”将资质转包给他人，代理退保团队等其他黑灰产只需支付费用，即可租用一套资质。

代理退保黑产瞄准律师及相关身份，主要基于哪些考量？北京劭和明地律师事务所保险律师李超对记者表示，首先，律师和法律服务在公众心中通常与专业、可信、权威紧密相连。不法分子深谙此道，通过假冒律师、租赁或收购律所资质，甚至直接伪造律师身份，为自己披上“合法维权”的外衣，轻易突破消费者的心理防线；其次，保险产品和退保流程本身具有一定的专业复杂性。退保黑产组织利用公众对法律程序和保险条款的陌生感，通过包装成“法律专家”夸大退保难度，并承诺“包赢”的全额退保，使消费者感觉离不开他们的“专业”帮助；再者，规避监管与法律风险。以“法律咨询”等名义开展活动，能在初期更好地伪装成合法经营，规避监管部门的初步审查。即便东窗事发，他们也企图利用“法律服务”的模糊地带，以民事纠纷为幌子，逃避刑事打击。

“代理退保黑产之所以费尽心机伪装成法律专业人士，是因为律师身份所承载的信任价值、专业壁垒以及一定的操作空间，恰好能够掩盖其非法行为，并有效利用信息不对称来牟利。”李超表示，对此，监管机构、公安机关已加大打击力度，但消费者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至关重要。认清这些伪装背后的逻辑，有助于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远离此类骗局。

演变的三阶段

所谓代理退保，并非新生事物。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官网，能查到较早的警示文件可追溯至2019年。

此后几年，这桩灰色生意经历了三个发展周期。北京商报记者从一位研究代理退保黑灰产专家处了解到，第一阶段在2020年。其诱因不仅是经济压力，更关键的是短视频平台带来的流量红利打破保险信息的壁垒，也让退保信息得以广泛传播。当时投诉渠道畅通，保险公司处理效率高，退保黑产主要通过信息差获利。

第二阶段始于保险公司发现退保赔付激增，传统投诉渠道逐渐失效。黑产收益缩水，转而走向欺诈性收费——前期收费却无法兑现承诺，导致大量服务纠纷。

第三阶段则爆发于2024年。据观察，自2023年下半年起，以武汉为例，日均新增数十家法律服务机构涉足退保，模式与个人债务重组等业务如出一辙。其核心只关注流量变现效率而非服务本身。

退保行业之所以能兴起，互联网成为最主要的原因，因其为有需求的客户与服务提供方之间搭建了信息对接的桥梁。据了解，一个退保机构中，规模较大的团队约五六十人，这些成员几乎均为“销售员”，即对接客户代理退保需求，引导客户付费。上述专家表示，可以想象，他们每日需对接的客户数量相当可观。此外，基于投流费用成本等考量，大部分机构主要依赖自然流量，即发布代理退保相关视频获取“随机”客户。

“代理退保产业链衍生出的模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从业者为追求收益，无论客户条件是否符合都会接单。”上述专家也表示，退保黑产在互联网中迅速扩散，靠的正是算法推动下的流量红利。互联网提供了每日上千的客户咨询量，这是传统获客方式无法比拟的。因此，只有当无法维持足够的客户量时，这些黑产机构才会退出市场。

险财两空

代理退保这一黑灰产链条，带来多方面危害。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一个典型案例：一位消费者花费40余万元购买保险，现金价值仅6万元，保险公司曾同意退费9万余元。因不满该金额，他找到代理退保团队，先后支付了5000元非诉讼服务费和5000元诉讼代理费。结果事与愿违，保险公司的退费意愿反而降至3万元，案件诉讼进展缓慢，对接人频繁更换。最终，消费者损失1万元服务费，原本可得的9万多元退费也化为泡影。

炳瑞表示，代理退保更隐蔽的危害在于，消费者在退保黑产帮助下退保后，可能发现用退保金购买的其他理财产品收益远不及原保单；或因年龄、健康状况变化，再也买不回合适的保障，甚至有人在退保重疾险后不幸确诊，却无法获得理赔。

需要关注的是，近期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典型案例，有人员以“代理退保”名义敲诈勒索被判刑。金融监管总局表示，近年来，金融“黑灰产”组织、个人为谋求非法利益，假借法务公司、咨询公司等名义，广泛发布“代理高额退保”不实信息，怂恿、诱导投保人委托其代理“维权”，胁迫保险公司支付超出保险合同现金价值的退保金，并从中收取高额佣金。此类行为挤占正常投诉维权渠道和资源，误导投保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应予以严厉打击。

“部分机构收钱不办事，甚至难以定性为诈骗，只能归为民事纠纷。”有业内人士指出，退保黑产的实际危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利用大量误导信息诱导消费者，最终却无法兑现承诺，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往往是最终的受害者；同时，保险公司也承受着相应的损失。

与此同时，行业也需警惕乱象升级。业内人士表示，如今的退保黑产“维权”手法有升级的苗头。从常见的投诉、信访，发展到拉横幅，甚至操纵客户账号，在新媒体上编造“受害者”故事博取同情。“一旦某条视频播放量触发保险公司的舆情监测系统，保险公司为维护声誉，可能进行个案赔付。这会让黑产尝到甜头并大规模复制。”

治“标”也需治“本”

“代理退保黑灰产不做这行不一定是怕风险，而是可能赚不到钱了。”业内人士直言，代理退保黑产的根本驱动力在于利益，而非惧怕风险。当无利可图时，他们自会退场。

在此背景下，如何减少所谓的“代理”需求，促进消费者通过“阳光下”的渠道解决合理的退保需求，已成为业内共识。

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金融系教师杨泽云认为，这需要公司、消费者与监管三方合力。在公司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客户服务体验，建立更加通畅、高效、便捷的沟通和投诉渠道，方便客户的问题能得到及时、专业的解答，化解客户疑虑和担忧。在面临客户的一些短期经济问题时，可以提供一系列替代方案，如减额缴清等，切实为客户服务。

面对退保黑产，保险公司也应提高“钝感力”。对投诉先辨真假、再处理，避免被情绪性舆情牵着走。一位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领域研究学者强调，一旦保险公司迫于考评压力一味妥协，无疑会为黑产大开方便之门，陷入恶性循环。“保险公司应加强合规经营，严格落实回溯管理。面对退保黑产，要注重证据收集，及时报案，设立举报奖励机制，通过数据监测和黑名单拦截，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因保险尤其是退保涉及法律层面的业务能力，从业者需有相应资质。若能严格限制代理退保黑产在社交平台的流量获取渠道，或提高其“挂钩”律所的成本，将极大压缩其生存空间。上述学者进一步指出，代理退保之所以快速向网络黑产演化，就是因为平台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主动性不强，这与之前约谈“某书”问题不谋而合。“平台确实存在懈怠监管、隐身等情况。”她强调，网络空间非法外之地，平台应尽快强化监管责任，技术上可引入AI审核。技术限制只是托词，黑产乱象治理的关键在于平台观念转变。只有行动起来，相关技术才能不断升级，更加科学合理。

治本之策，同样在于消费者这一源头。炳瑞认为，如果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能真正清楚所购产品的用途、费用及作用，退保决定会理性得多。消费者应基于保单的当前价值进行客观评估，而非受既往情绪影响冲动退保。“尤其是重疾险等保障型产品，退保后可能因价格上涨或健康变化而无法再次购买。对于储蓄型产品，过往产品的收益率在当下环境中往往更具优势。理性审视，谨慎决策。”

不难发现，“代理退保”的黑产链条，其实是销售误导、信息不对称与网络失序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治这粒“后悔药”的毒，既要修复行业信任，也要让真正的维权回归阳光下，让消费者不必投身危险的灰色地带。

北京商报金融调查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