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又跟自己的北大前同事争论起来。之前是张维迎，现在是蔡昉。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蔡昉认为现在的经济减速在于人口不可逆的变化。林毅夫则指出人口是个慢变量，不能用来解释增速下滑这个“快现象”。蔡昉继而回应，长期性往往不是缓慢表现出来，而是在某种特殊短期诱因作用下，一下显现出来。

蔡昉是研究人口经济学的，林毅夫更擅长制度和结构，因此在人口红利这个窄域，蔡昉更占上风一些。

两个人你来我往争论数个回合，最后回归“初心”，蔡昉强调改革红利，而林毅夫更着墨产业政策。

林毅夫在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和政府协调（政府干预）上一直是个“直男”，跟张维迎的“世纪之辩”中不落下风，足见学术功力深厚。因为他的立场实不占优，“小政府”一直是经济学界的“政治正确”，无问西东。

经济学家之争向来是“君子之争”，多歧为贵，不取苟同。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也没有一个经济学派，可以对全部经济现象做出一个不可辩驳的论断。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经济体，更是需要多层次的观察和分析，才能在碎片化的信息中拼凑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现象，以及较为接近的本质。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和对“有为政府”的坚持，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判断，中国经济有着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过去40年中国经济脱胎换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府干预就不能说成一无是处。至少政府干预做对了大部分的事情，剩下的那一小部分事情则是改革的对象。

张维迎的“有限政府”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审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暴露出的问题正在被攻坚，掌握大量要素资源的政府需要被规范和约束，需要厘清权力和权利的边界，前者不能任性，需要关在制度笼子里。一国经济的最终竞争力，不在要素竞争，而在制度竞争。在这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

蔡昉的“人口拐点”则代表了另一个维度的观察。这种长期趋势的演变，将导致越来越多短期变量的更新，从而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发展惯性带来冲击。这是更大的格局，40年未有之格局。

在务虚又务实的经济学里，没有“独尊”，也不可能“罢黜”。迷信市场和迷信政府都是要不得的，在真空的市场环境里，无法匹配任何一种原教旨理论的一厢情愿。改革是政府和市场的交集，要相信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找到“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最大公约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稳了。

从哲学角度来说，一切事物需要有尺度存在，是质、量和度的统一。没有一种事物，可以无限膨胀。市场和政府都不能无限膨胀，一边倒是不存在的，也是灾难性的。

我思故我在。所以，黑格尔在《小逻辑》里说，没有人能够为他人思考，正如没有人能够为他人吃饭一样。

北京商报首席评论员 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