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日前表示，将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使消费进一步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他特别指出，中国有近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

4亿“中产”，足以带来市场结构的变化。他们的消费观念、消费偏好和消费实力，是消费市场的最大增量和变量。可以说，4亿人的消费强，则国家强。

老龄化和低生育下，人口红利渐行渐远。但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和财富效应，让中产红利渐行渐近。只是这红利没法简单粗暴地收割，而是需要“慢工出细活”。它不是线性的，而是在良性互动中螺旋上升。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年龄不大，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强烈的稳定偏好，以及不断升级的消费意愿。他们对品质和体验情有独钟，愿意为新产品买单，愿意为知识买单，愿意为“体面”买单。

环球同此凉热。中等收入群体向来是居民消费的主要引擎，是消费型经济的基本盘。我们致力于培育的新经济增长点，中等收入群体是舍我其谁的“大客户”。稍早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成国内强大市场，并点名要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上述新消费简直是为中等收入群体量身打造，而国内强大市场则取决于纸面上的4亿人的消费愿景能否变为现实。

中产阶层的焦虑是世界现象。如何防止中产“下流化”，各国政府绞尽脑汁。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既面临着经济转型期间的财富保卫战，也面临着很多制度性的焦虑，而这也正是当下全面深改的刀锋所指。

诚然，消费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弹性，购物更加便捷、新的消费业态出现了、更吸引人的消费产品推出，都将提升消费的潜力。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定律一直稳定有效。另一方面，刺激消费的诸多政策固然重要，但根本之策却不在消费本身，而在供给侧改革。

收入仍是决定消费的根本变量，即使是边际效用递减，消费不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等比例地提升，但消费仍将是趋增的。因此，依托国家的政策方向，对中等收入群体给予减负，来扩大他们的支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于收入和消费有这样的论述，决定消费水平高低的不只是眼前的收入，而是其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通俗讲，有信心才敢花钱。国家经济要增长，政府分配要让利。经济越是发展，确权越是关键。

中等收入群体在消费上是大手大脚和畏首畏尾的矛盾体，我们的改革就要鼓励前者，安抚后者。我们要持续为阶层的流动提供社会阶梯，绝不上屋抽梯。最后，还是要回到那句话：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北京商报首席评论员 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