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金庸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横扫中国内地，凡有饮水处，皆知韦小宝。

金庸构建起一个恢宏瑰丽的“武侠宇宙”，在那个对外面世界和精神世界如饥似渴的年代，旋即获得了不分年龄、不分阶层、不分地域的人们的喜爱和共振。在半文半史之间，在小人物的成长和大变局的洪流之间，在轻拢慢捻的诗词歌赋之间，文以载道。金庸作品，不仅是现象级的，更是史诗级的。

但武侠江湖的盛世不复存在，早在先生辞世之前。

武侠文化是底层文化，是古代中国的二次元文化，一直处于被打压状态。外儒内法的历朝历代，早被韩非子告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武侠高开低走，甫一出现在历史舞台就风华正茂，但不容于大一统皇权，两个千年下来，不绝若线。

春秋有刺客，专诸藏剑于鱼腹刺吴王，豫让漆身吞炭刺赵侯，更著名的当属荆轲，“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至今读来，荡气回肠，虽千万吾往矣，犹若郭靖守襄阳，萧峰闯聚贤庄。

秦汉有游侠，司马迁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他们行侠仗义却又凌驾于法律之上，既是江湖，也是黑社会。最著名者为郭解，年少寡恩，好勇斗狠，同时侠肝义胆，交游甚广，名动江湖，仿佛古龙江湖里傅红雪和楚留香的合体。最后虽然伏诛，却几乎赢得《史记》“一传之地”。

杀郭解者汉武帝也。正是后者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及至东汉两晋，地方势大，豪强并起，部曲活跃，曹操起兵，祖逖击楫，任侠之风复兴。但与此同时，游侠日渐儒化、入世和关羽化，武侠和文儒合流，开始保家卫国。就像曹植《白马篇》所述，“幽并游侠”最后“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唐宋科举，关陇族灭，杯酒释兵权，中国愈发重文轻武，遍地儒将。明清皇权专制，无以复加。只有庙堂，没有江湖。只有邪教，没有六大门派也没有光明顶。

晚清民国，冷兵器退出历史舞台，铁路开，镖局衰，武术更无用武之地。哪怕民国“侠女”施剑翘手刃杀父仇人孙传芳，用得也是手枪，而非刀枪剑戟。

武侠再无立锥之地，但武侠文学意外迎来中兴。国运蜩螗，武侠成为往日荣光的避风港。“你有科学，我有神功”，大抵不只是东方不败自己的臆想。

1949年后，战争告一段落，武侠文学和影视在港台开花，继而进入改革开放后的内地，成为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催化剂。只是当崛起和复兴触手可摸的时候，武侠作品却走下神坛。人民眼界渐开，选择更多，信息更多，诱惑更多，武侠小说式微不可避免。

武侠让位于玄幻和宫斗，那个属于“70后”、“80后”的白衣飘飘的年代已经定格为历史。90后和新世代，肾上腺在寻找新的偶像。江湖已死，只剩下一地鸡毛的《江湖儿女》告诉我们，江湖就是苟且。

北京商报首席评论员 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