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为了在新一轮人才争夺战中赢得先机，武汉市出台了大学生最低年薪标准：专科生4万元，本科生5万元，硕士生6万元，博士生8万元。这不仅远远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总体水平在同类城市中也位居前列。在此之前，武汉已经承诺，大学毕业生可以低于市场价20%买房和租房。

求贤若渴，当然好。如果能够符合市场规律，就更好了。

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这样的做法是需要击节叫好的，政府有所作为，用心良苦，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让创新不被高房价所累，可谓皆大欢喜。然而，这样的认知带有前现代性的印记，因为它极易跌入一种常见的历史陷阱，“好心办坏事”。

强扭的瓜不甜，工资就是市场经济里的“瓜”。它既不是领导说了算，也不是老板说了算，而是整个市场机制、全部供求关系出清的结果。2016年初，彼时的财政部长楼继伟说，我国工资过去八年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我们的竞争力越来越不足。这是不讨人喜欢的真话，因为工资增长是政治正确，居于道德高地。但工资如果刚性增长，而不是适配于充满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增长将无法持续，甚至下降。

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里，最低工资是个典型的“好心办坏事”制度，其初衷看似是为了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工人不受剥削，但最终的结果，如果这个最低工资被人为拔高，势必会制造出更多的失业。原理也不高深，对企业而言，超过市场出清价格的工资水平是难以承受的，但因为最低工资的强制性，其只好减少雇佣工人，同时将那些已经雇佣并受最低工资和合同法保护的工人，在合同结束时立马解雇。特别是，这些被解雇的工人大多是一些不熟练工人，是工人中的最弱势群体。相应地，对工人而言，特别是对那些劳动技能较差的不熟练工人而言，其获取收入的能力最低，因而也最迫切渴望获得收入，但最低工资制度导致企业减少用工，使得这些人即使想得到低于最低工资的收入也不得，如此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改善生活。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大学生的最低工资，由此带来弱势大学生的失业，并非天方夜谭。

大学生一样要经历市场的检验，能者高薪，庸者低薪，市场效率使然。如果一上来就不加区别地将一个群体特权化，享受政策倾斜和福利倒灌，很可能激发的不是人才麋集，也可能导致逆向选择。

我们理解当地政府的雄心和苦心，但任何政策，只有内嵌于市场化导向之中，借力打力，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一个友好型的营商环境，强行拔高的工资政策无法坚挺，最后反而损伤政府的公信力。

北京商报首席评论员 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