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使君墓志》，全称《大齐天保六年岁次乙亥正月壬午朔四日乙酉故尔朱使君墓志铭》，2008年出土于河北临漳古邺城遗址附近。墓志一合，志盖无字，志石高广38.5厘米，凡18行，满行18字，志文共计307字，楷书。

从刻石风格上看，《朱使君墓志》与《元彬墓志》颇为相似。由于刻工较为粗劣，在对墨迹结体造型、点画造型的传达上，失真严重。但从字法遗意看，《朱使君墓志》多存隶意，加之不守绳墨，通篇有一种天真烂漫之气。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说，有两种人字写得最好，一种是博学鸿儒，一种是三岁稚子。博学鸿儒的字是学问、娴熟的技艺和精神境界养出来的，有一种超然之象；三岁稚子的字，则是纯乎自然，以纯真之眼看世界，未受成人的规矩法则“污染”的自在状态。这两种人都能出新意于法度之外。《朱使君墓志》是以博学之士的高古笔法（书石者）和三岁稚子的天真笔意（刻手）相结合的产物，就碑中许多字所流露的奇古笔意，以及章法上的参差混成来看，二者堪称天作之合。

从《朱使君墓志》拓片来看，刻工在对线条走势的控制力上显然是欠缺的，不仅未能准确把握书石墨迹的点画位置，导致字形完全出离了真楷的谨严法度，不仅间架时见散乱，字形也忽大忽小；在点画的质量上，由于刻工尚未掌握熟练、细腻的运刀法，抑或墓志系匆忙中刻就，点画造型均有失粗率，线型残缺的点画比比皆是。只不过，就整体章法，各造型元素（诸如点画造型、结体造型、空白造型等）均以反真楷常规的面目出现，为临习者的解读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毫无疑问，对《朱使君墓志》这类碑刻的临习，习书者首先要解决的笔墨架构问题，如何用笔，如何把握结体中透露的篆隶古意，如何在不求形似的前提下做到貌离而神合，是对习书者头脑中的形式观念和手头上的笔墨转化能力的考验。在别的场合，我曾就帖学的“提笔顶纸法”，碑学的“逆锋顶纸法”，以及笔尖、笔肚、笔根的“三部用笔法”做过解说。我认为，初临《朱使君墓志》这样的作品，以笔尖，以“逆锋顶纸法”运笔，是写出碑学书法古雅之致的捷径。当然，方法说来简单，但“个中丘壑未易尽言”，如果没有养出好心性，练出好笔性，是无法体会的。另外，宋代的米芾曾有“集古字”说，他主要是就帖学书法而言的；对于学墓志者来说，我认为像米芾一样吃百家饭是必要的，没有从斑斓诡幻的众多墓志中发现平中之奇、丑中之美，“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审美敏锐，写出来的东西是不会有太高艺术价值的。

反唐楷范式是碑学革命的基本精神。这种反叛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来看。有的习碑者，往往不过是把唐楷字帖换成了北碑字帖（就像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干禄》中所鼓吹的那样），极尽模仿之能事，这种转换固然相对于写唐碑而言是别有面目，但观念上仍是新瓶装旧酒，故而，只能算是浅层次的“革命”。我认为，更高层次的碑学，应该是从心性出发，从个性表达出发，充分吸收碑刻书法中有生命力的形与势，为我所用，启我心智，发我意气，才能写出好书法。

现代艺术最显著的形式特征，按罗杰·弗莱的观点，是“简化”和“变形”。从形式上说，古典造型是一种纪念碑式的稳定结构，而现代艺术的造型则需要简化形式，并打破固有的范式。就这一点而言，跟碑学革命的形式观念是一致的。而从另一方面说，尽管书法和绘画，尤其是和西方绘画有很大差异，就对个性表达的充分强调而言，现代书法与西方现代艺术的旨趣也是一致的。

我认为，碑学书风在形式上的显著表现就是写意性。晚清以来的碑学大家，从康有为到沈增植，从于右任到谢无量、徐生翁，都是在充分领会碑学的沈沉峻厚，在拙朴奇古的美学精神基础上，通过对笔墨表现力的极大发挥而获得成功。

如《朱使君墓志》所显示的，其点画、结体形式已超出传统帖学笔法所能驾驭的范围，充满了对固有的点画、结体范式的“破坏性”，对临习者而言，只有从这种“破坏性”出发，才能体会到碑学书风所崇尚的“古意”——自然之势。（作者系当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