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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关注的记者会 央行回应10大热点话题

出处:金融市场 作者:程维妙 岳品瑜 网编:财经新闻中心 2017-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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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面对记者的多次围追堵截,央行行长周小川都是微笑用手比划出了一个“10”,意思是将问题留到3月10日的记者会上。因此,这场记者会也备受各界的期待和关注。3月10日的记者会上,已在任15年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与央行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管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从去杠杆、稳汇率、发展普惠金融,谈到整治金融乱象、金融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十大热点话题。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继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后,央行再度将全国“两会”答记者问的话题聚焦在了“金融改革与发展”。

谈外储:“外汇储备是要用的,不是用来看的”

手握货币供给、信贷调节、金融监管等大权的央行,每次发声都被市场作为重要的风向标。在3月10日的记者会上,谈到外汇储备下降的问题时,周小川表示,储备的东西是需要用的,不是用来看的。目前我国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还是全球第一,远远超过第二位,在政策制定上我们比较平常心,市场也不要反映过度。

今年1月,在连续7个月的下降后,我国的外汇储备跌入“2”时代,不过2月又重新站回3万亿关口之上。外汇储备数据对于市场部分人士来说,总有走不出的“心理关口”。周小川也笑称,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太快,“惯性也比较大”。

但他同时指出,其实我国没必要搞那么多,而且外汇储备中有部分是热钱。“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经济刺激计划,大量发出去的流动性变为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这其中有4.2万亿美元是金融性的资金流动,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流向了中国。这些钱稳定性比较差,随着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这部分资金就开始回流。”周小川表示,新兴国家目前普遍遇到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外汇储备有所下降,需要一分为二看,是个正常现象,也没什么不好,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谈汇率:波动是常态

说到外汇储备,不得不提的就是人民币汇率。周小川表示,2016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波动比较大,因素有两个:一是对外投资和其他开销比较猛,二是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后出现了很多超预期的变化,导致美元指数上升比较大。

随着美联储或在3月再度按下“加息”按钮,市场依旧对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压力的担忧犹在。在谈到中国和美国在利率方面的差异,会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时。周小川表示,在外汇市场交易层面上,利率差异往往是导致短期操作的动因,以前是会朝着利率高的方向移动,但是如果从中期的角度来看,各国的利率水平都是主要由于国内经济情况决定的,包括经济增长、就业、人民对本国经济的信心及通胀,因此各国也是有差异的。不是说有利率差异就一定导致持续的投机活动。

“中国经济整体还是健康的,看待人民币汇率很大程度上要看经济是否健康等。汇率自动会有稳定的趋势,有关政策没有太大变化,在监管执行上会更精细一些,今年汇率会比较稳定。”周小川强调,汇率波动是常态,应该正常看待。

谈去杠杆:“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

积极稳妥去杠杆仍然是2017年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

对此,易纲表示,从结构看,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不高,但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全球比较看,是比较高的。

在他看来,降杠杆有几层含义。首先,杠杆率的持续增加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且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风险。考虑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让总杠杆率稳住,或者让它每年增长慢一些。其次,在总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还可以有些优化。我国杠杆率和国际上相比较高的原因与我国金融结构有关。由于我国储蓄率高,形成以银行为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造成了中国杠杆率偏高。因此,杠杆率偏高和储蓄率高是连在一起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高杠杆率问题?易纲表示,应该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要有更多的资本金进去,并考虑在各个行业要严格资本约束。

周小川补充道,整个社会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过高,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其微观基础是,众多非金融企业自身的杠杆率过高,这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大关系。对此,每个企业,特别是杠杆率过高的企业,自身要进行内部改革。另外,金融系统也不能过多支持这类企业,除了鼓励直接融资外,也有一些企业需要进行市场化的债转股。

谈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

去杠杆的同时,也意味着市场不能“大水漫灌”。针对今年的货币政策方向,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到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在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央行在净回笼流动性的同时,全面上调逆回购和SLF利率,在多位分析人士看来,这是货币政策退出宽松的信号。

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自然可能带有引导市场价格、引导预期,同时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但不见得对每次操作数量、价格都要作出过度解读。货币政策总体来说还是稳健中性。

“我们不搞大水漫灌,但如果真是大水漫灌,实际上对经济还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上升、资产价格泡沫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在稳健方面适当做得更加中性一些,会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企业要‘三去一降一补’,如果货币太松的话,压力就不够,因此要从多方面看”,周小川说道。

谈信贷:“住房贷款仍会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M2(广义货币)增速从2016年目标的13%左右下调到12%。

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12%的M2增长是一个预期数字,并不是任务指标。另外,在社会融资和信贷方面也大致按照这个速度进行掌握。这是根据全球经济和中国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制定的。与此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还要根据经济的反馈数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微调。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因为部分城市房价出现大幅上涨,房贷增长曾十分迅猛,虽然近几个月由于房贷政策有所缩紧,房贷增速有所放缓,但未来信贷政策,特别房贷政策方面格外受到市场的关注。

根据央行3月9日发布的《2017年2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17万亿元,其中,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3804亿元。虽然环比下降了2489亿元,但同比上涨了1984亿元,上涨幅度达109%,房贷数据依旧高位运行。

周小川表示,去年房地产信贷中增长较快的主要是个人购房贷款。在他看来,个人购房贷款的增长,一方面有助于居民购房,同时也有助于三四线城市降库存。但是反过来说,又容易使一二线城市的住房价格上升。“总体上来看,个人通过住房贷款购房后,实际上资金转到开发商。而房地产开发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会带动一系列产业的供给。同时,这个产业链还带动与它相平行的一些产业链,比如家用电器等。

针对未来房贷市场的发展趋势,周小川表示,总体来说,住房贷款在中国还会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发展,但是确实要适当平衡。随着住房产业的政策调整,估计会适当放慢。

谈资管产品:资管乱象

过去几年,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但“谁来监管”等问题也随之显现。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一行三会”监管体系改革就受到热议。

今年再度谈到这个话题时,周小川介绍,两年多以前已经初步设置了一个协调机制,这个机制叫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最近研究了资产管理的问题,也有的人会把它称之为理财产品的问题,因为资产管理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理财产品。“一行三会”,也就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之间已经在许多比较大的问题上初步达成了一致。

“我们可能会进一步细化以后,作出一些初步规范。但是,这个规范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市场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会把一些存在的突出问题规范一下。”周小川说道。

针对理财产品的问题,周小川进一步表示,理财产品市场上有一些混乱,这些混乱包括比如标准差距太大、套利机会太多、投机性过强等问题。同时监管之间“通气”不够,对市场总体观察和风险把握还不够好,所以这方面也要加强。从资产管理各种个体来说,有一些是投机性过强,忽视风险,没有一些起码的风险管理的做法。

此外,对于市场普遍关心资产管理产品或者理财产品嵌套运行问题,周小川表示,我们强调资产管理和其他金融业务一样,要着重为实体经济服务,转来转去钱没有到实体经济去。这中间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可能有一些是套利,甚至有一些是违规的行为。就这几个方面,大家对资产管理究竟怎么定义、都是哪些范畴、都存在哪些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

谈对外投资:一些投资具有盲目性

跨境直接投资近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等政策支持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持续上升。

谈到对外投资,周小川表示,中国对外投资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事物。虽然说十几年以前开始有一个口号,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很缓慢的,很多企业家对怎么“走出去”也不了解,这有一个过程。慢慢大家信息越来越多,对国外的有关投资环境、法律也越来越了解了,企业家之间一交流,你在外面有投资,有收购,大家就形成一种风,都在考虑对外投资。

但周小川也指出,对外投资中也不乏有一部分是过热的情绪,投资具有盲目性,有的人也是事情做得很急,因此对外投资可能数字上增长相当快。这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跟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政策要求不符合,比如投一些体育、娱乐、俱乐部,对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好处,同时在外面还引起了一些抱怨。因此,进行一定程度的政策指导,我们认为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

谈金融市场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000多亿美元

然而,在我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来华直接投资却有所下降,这种看似不平衡的状态,也引发“监管层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制”的流言四起,比如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受限、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审查等传闻不时就会冒出。

此前监管层已经对此多次辟谣。在9日的记者会上,周小川再次澄清,外界对外汇管理有一些议论,有一些也不准。首先说一些议论涉及到外商企业利润汇出,借债的还本付息,这实际都是经常项目。中国1996年就开始承诺经常项目是可兑换的,是没有限制的。但是,企业也有义务进行国际收支申报,国际收支还要有统计,这都是需要做到的。

对于来华投资是否有所降温,周小川也用数字回应称,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一些金融领域的资本交易,在全球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水平了,外商直接投资1000多亿美元,在全球是第一、第二的水平。这个情况下,再有非常大的连续的增长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不断改进外商投资环境的政策,仍会延续。与此同时,我们还在扩大自由贸易区试点,从上海自贸区开始,扩大到另外几个自由贸易区,在吸引外资方面也能够有所改进。

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举措还不只这些,过去两年间,我国引入多批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境内外汇市场、取消债市间境外机构额度限制、允许外资银行扩大外债借用规模等。潘功胜进一步介绍,近年中国债券市场发展速度较快,品种也更加丰富。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在两方面进行,一是境外机构到中国市场发行债券,到去年年底,“熊猫债”发了600多亿人民币;二是推动境外机构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现在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的境外投资者是400多家,大概是8000亿元人民币,去年一年增加了100多家,额度增加了1500亿人民币。

“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应该说总体上是健康的。有一些不健康的,会作一些政策调整。”周小川表示。

谈普惠金融: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数字技术

长期以来,金融业给人的印象都颇为“高冷”,让金融平民化的普惠金融是近几年的国际热门话题。在去年的博鳌论坛、G20峰会等大型国际活动上,普惠金融都被列为重要议题。

在9日的记者会上,谈及普惠金融,周小川表示,在G20这个场合已经讲了若干年了,全球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新兴市场,金融服务需要更多惠及大众。“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不能只看老牌发达国家,同时应该将资源更多地引导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面向弱势群体,金融服务应更多向这方面倾斜。”周小川称,目前中国已经在多方面开展基层金融服务,包括农村信用社、三农服务、社区金融服务、支付手段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的G20峰会中,把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结合了起来。周小川对此表示,从全球来看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已经走在前列,但是仍然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需要发挥科技力量,疏通政策制度方面障碍。他进一步称,全球普遍共识认为,对于社区、边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和移动设备。

同时,周小川也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普及尚有较大的潜力。目前科技力量发挥不充分,仍有较多政策制度方面的障碍,通过改革开放学习全球中普惠金融的先进经验是党中央国务院扶贫攻坚任务的主要内容。“在激励政策方面,其中货币政策中,结构性信贷政策倾斜、扶贫再贷款也会在这个层面给与支持。”周小川说。

此前,在2016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易纲层披露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8条内容。在9日的记者会上,易纲提到数字普惠金融的安全问题,他指出,在农村和边远地区提供存款、贷款、汇款、支付、保险、查询等基础金融服务,能够让农村广大地区的老百姓有金融服务。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金融安全,也就是说,把安全放在一个首要的位置。存款、贷款、汇款、查询、保险等这些基本的金融服务都能够到达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在扶贫攻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谈第三方支付:“客户备付金被挪用的情况比较严重”

第三方支付行业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一个重要板块,近几年发展十分凶猛,但也积累了较多的问题和风险。

对此,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详细阐述了第三方支付行业目前面临的问题。“首先,因为市场参与者众多,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比较严重,行业存在过度竞争的情况。其次,由于机构内部内控薄弱、风险管理放松等原因,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够。这也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消费者的个人隐私,特别是关于支付的敏感信息被泄露,甚至一些信息公开在网上买卖;二是备付金被挪用的情况还比较严重,有些机构把客户的备付金拿来炒房、炒股,甚至用于个人赌博,最后导致损失。

针对这些问题,范一飞表示,央行近几年做了几项工作,包括对前期累计的风险进行化解和处置,尽量帮助消费者挽回损失。另外,强化基础建设,出台网络支付管理办法、推行账户分类制度、对支付机构实行分类评级、对备付金实施集中存管等。最后也对第三方支付行业加强了监管,截至到1月,全国共清理出239家无证从事支付业务的机构,并对这些机构进行了整顿、清理,部分已经移送公安部门处理。此外,对持证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加强监管,对违规行为敢于“亮剑”,进行处罚。

对于下一步监管工作,范一飞表示,将继续秉持五大监管理念,做好执行工作。

 北京商报记者 程维妙 岳品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