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校长”林建华正加速兑现自己的承诺，将北大的去行政化改革进行到底。林建华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大未来将尝试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并采用聘用方式，进一步弱化行政级别。至今，2003年张维迎的北大人事改革过后十余年，高校再提聘任制改革，并直指院系领导层面，似乎展现了更大的改革意图，但如何比过往走得更远，挑战和不确定性因素并不亚于当年。

北大试水  取消院系行政级别

能者上，庸者下。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林建华对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提出了直接的建议，“如果能够把级别去掉是最好的，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对于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处的”。

林建华没有让北大的改革等太久。按照林建华的说法，取消行政级别以后，北大会采用聘用方式上岗，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聘任方式，而“过去是用行政的方式来要求的，有一套管理处级干部的规矩”。对此通俗的理解是，以后北大各院系领导，有望打破由上至下的任命制，不再通过行政部门的层层审批。

这并非林建华首次就弱化行政级别问题发声。早在去年3月，林建华便曾表示，“高校现在的行政化倾向蛮严重的”。不过据林建华介绍，学校行政人员的人事改革还未开始，目前北大聘任制还主要是在教师队伍和学术机构的管理层推行。

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是带头响应关于收回编制的国家政策大趋势。最初作为一个教育学的问题被提出的高校去行政化，近几年已逐渐进入国家政策层面。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明确学校等事业单位“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今年7月，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正在研究制定高校“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对全国233万余在编教职工进行实名统计并收回编制，未来将会实行全员合同聘任制。下一步，人社部将会逐步缩小编外人员与编内人员的待遇差别，解决编外人员面临的多种问题。

去行政化  人才使用权回归高校

即便教育部批准了北大实施这项改革，在北大内部，被聘任的院系领导在校内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恐怕还存在不确定因素。比如，领导该对谁负责？还要不要参加学校层面的会议？学术权与行政权该如何分配？

事实上，去行政化的问题在过去几年算是经历了从提出到倒退到再次提出的过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去行政化”就被纳入到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视野，但多年来受 “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去行政化”改革的支持动力显然不足，这项改革几无实质进展。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表示，高校取消编制最主要原因在于这种管理方式已经远远脱离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的人事管理工作实际，不利于这些单位根据实际需要聘用人员，反而在所有高校均造成同一单位内因有无编制几种身份人员之间的诸多矛盾。

对于取消高校编制这项改革，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劳动法专家王向前律师称，取消编制就是政府把定编权力转交给了高校，实质上是扩大了高校在人员使用方面的权力，意味着高校用多少人、建立什么样的教师结构队伍，完全由自己确定了，对于高校控制成本、提升教育整体质量是非常有利的。

汪玉凯指出，不同于小学、初中、高中等基础教育，高校是不被纳入进义务教育范畴内的。既然高校能够自主征收学费，因而在人员配置上也应该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岗位选择人才，这种动态管理能够更大程度上调动人才积极性，今后也必将成为一种趋势。“北大的这次去行政化改革带有一定的趋势性，从‘鼓励当官’到‘鼓励做学术、搞研究’，这样的趋势有利于高校的构建与人才的培养。”汪玉凯说。

十年重来  “铁饭碗”难破

关于高校的人事改革， 2003年张维迎在北大推行的聘任制，这一彼时被指为激进的改革方案，最终因为遭致巨大的内部阻力而以失败告终。

这部《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基本原则是：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制；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

高校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一直为人们所诟病，被认为是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截至2015年12月的北京大学数据显示，在北大教职工总数20916人中，专任教师6963名，后勤行政占2/3，而处在教学和科研一线的教师只占1/3。“北大庞大的资源掌握在2/3人的手里，为什么不改变他们？”当时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起草者、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我们的改革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一个新的体制而不是与任何人过不去”。

十余年后，北大再提聘任制改革，困难并不亚于当年。仅从近几年实践情况来看，大学去行政化做得并不尽如人意。

朱清时担任南科大创校校长的五年，尽管树立起“改革”的形象，但遗憾的是，南科大改革的“说”，远大于“做”。朱清时校长提到的“去官化、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改革，大多没有得到落实，朱清时也承认这是个难题和遗憾：“去行政化之路如果满分是100分，现在我们也就60分而已，我们为了前进不得不迂回、斡旋。”

改革的未来  妥协还是坚持

尽管十余年前那次北大人事改革方案争议很大，但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人在“北大必须改革”、“中国高校必须改革”的问题上有共识。争议的只是改革的途径、模式和突破口的选择上。

而争议的过程，把北大乃至整个中国大学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加清晰地摆在面前，比如近亲繁殖问题、学术评价机制问题、泛行政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给改革者把握改革方向、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无疑大有帮助。

取消行政级别后是否会“乱成一锅粥”？外在环境、内部制度建设等配套改革不跟上，这样的忧虑并不是没有道理。

此前被清华从国外聘回的现任清华副校长施一公就指出，大学行政化，指的不是说大学校长副校长对应的行政级别，而是大学里主要的教授等科研人员，是否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科研和教学上，而不是用在冗长的行政环节上，要花很长时间去开各种行政会议。

聘任制改革的难题一目了然。纵然院系领导没有了行政级别，但院系与学校之间的行政组织架构若不相应改变，恐怕无济于事。这显然就牵涉到更高层级的大学治理结构的问题。一谈到大学去行政化，首先人们想到的就是去行政级别，但其实行政级别本身只是一个符号，围绕着行政级别而设定的行政管理框架才是关键所在。

朱清时就曾直言，“没有行政级别寸步难行”。这说的就是高校在资源、话语权上都严重依赖于行政级别的高低。那么，倘若院系领导的去行政化，最终只是说削弱了院系层面的权力，改由校方来直接领导，最终的“去行政化”效果怕是难高估。

今年3月，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在接受采访中也谈道，“最体现高校去行政化的措施是对学术事务的管理，因此要建立一个以学术委员会为最高学术机构的学术治理体系。”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初晓彤/文 代小杰/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