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5-2016）》，认为中国正式进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其中京津沪、江浙和内蒙古已进入高收入阶段，广东等16个省市居于中等偏高收入阶段。

几个月前，同样是社科院专家在媒体上撰文称，再过六七年，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被权威人士定义为不是一两年就能过去的“L型”。值此艰难转型之时，社科院接连鼓舞士气，为民画饼，精神可嘉。不过从“L型”到“高收入”，如果我们不做出些有分量的结构调整和供给改革，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高大上的目标不是不能有，但老拿这个说事，感觉很是浮躁。与高收入国家的“远虑”相比，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近忧”是实实在在的。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生态环境成本显性化的背景下，在货币宽松制造的泡沫周期里面，在全面深化改革艰难推进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在创新和消费驱动上有所斩获，那就应该多一些危机感，而不是相反。

我们当然不应妄自菲薄，但同时我们心知肚明，竭泽而渔式增长下的高收入要不得。按照世行2012年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12476美元之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截至201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只要愿意，中国经济即使不搞创新不搞供给侧，就凭着增长惯性，就凭着全要素资源的厚度和韧性，人均GDP达到12476美元未必不能如愿。但这种粗放式增长，即使进得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也实现不了“中国梦”，也就是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实现2万-3万美元的人均GDP水平。这个惟有创新和效率的增长方式可以撞线，舍此没有捷径和弯道。

何况，我们更喜欢用人均GDP这个统计标准，而非人均国民收入，就在于后者可能没看上去那么美。同样是2015年，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但统计局公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是超过了3000美元。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是两回事，因为GDP并不会一分不少变成国民收入装进老百姓的钱包里。增产不一定增收。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更高级的问题，即分配问题。人均GDP也好，人均国民收入也好，都不能看出收入分化和贫富分化。举例说，在只有两个人的国家里，一个人有2.5万美元，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人均国民收入也是1.25万美元，也是高收入国家，但显然这是有问题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依靠丰富资源和低廉成本领一时风骚，但比拼到最后不掉队伍、不坠陷阱，靠的是制度竞争力。这个制度体系能够有效和不断降低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中国经济长达近40年的快速增长，是不断释放的制度改革红利做支撑，未来仍需如此，并需要更多。

韩哲

北京商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