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最近一段时间很热。在昨天的国务院“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又提供了一种口径，“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其实，换成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既要照顾眼前利益，保持适度的刺激，又要立足长远利益，降低制度性成本。

以前是凯恩斯主义独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扩张来撑开需求。然而，在当前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下，需求已增无可增，这在国内表现出不足，在国外表现出爆买，说明不是需求出了问题，而是供给出了问题，是同质化的供给不再能够匹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消费需求，是企业囿于各种束缚和限制，不愿或无力创新供给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之间的矛盾。强调需求刺激的凯恩斯主义，对此是无计可施的。在上世纪80年代，美英两国也是面临需求停滞、供给不力的类似局面，前者转向供给主义，后者祭出新自由主义，但殊途同归，都是在致力于迫降本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成本，包括降低税负、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开放，增加企业个性化、多样化的供给，通过供给制造需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发达国家逾越滞涨危机，都需要在供给上发力，都需要在制度结构上做文章。因此，供给侧改革，其实就是政府部门的自我削权和让利于市场，是比触及灵魂还困难的触及利益。如果我们更多地将供给侧改革视为产业引导、税收补贴、信贷优惠等，是继续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那就没有触及到供给侧改革的实质。

决定我们今年或明年GDP增速的是需求侧，或是更加积极的积极财政政策，或是继续双降的货币政策，而决定我们“十三五”以及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是供给侧，也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但轻重缓急不同，道理不用多说。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历经三次工业及科技革命，国家经济的兴衰起伏，最后就归结为两种优势：成本和独家。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无可替代，其他国家竞争不过，就像现在的德日汽车、中东石油、美国高科技和好莱坞，要么资源禀赋了得，要么创新创意了得。如果做不到独家，做不出甩掉别人十条街的创新，那么至少拥有成本优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至世界第二，成本优势居功至伟。如今，中国经济成本优势不再、创新未满，夹在中间，冷暖自知。此时提及供给侧改革，正是为了重新打造优势：之于成本，虽然人工成本上升不可逆，但制度性成本如果下降，仍可为中国经济赢得优势；之于创新，法治、产权、知识产权、自由、开放是创新的充分必要条件，哪一个不需要将全面深改进行到底？如果我们不能在创新竞争上获得一席之地，再过数十年，我们将没有优势。因此，对于供给侧改革，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