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昨日在北京召开，“十三五”规划自然是重中之重。2020年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留给我们的时间只剩一个“十三五”。

时不我待。兴衰起伏、此消彼长，往往也就在那么三五年。抓住了，就一路昂扬向上。抓不住，解决问题的成本将越来越高。

经济增长目标仍然有着很高的关注度，但新常态下，GDP增速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核心是盯住就业率。只要能够保持比较充分的就业，增长就可以为改革留出更多的弹性空间。

我们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非只是在统计数字上实现。那样的话，旧常态也可完成，中国的资源禀赋还可以粗放好多年。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未雨绸缪新常态，实现更有效率的增长，就是中国经济的君子之道。

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是中国国情的需要，但不应也不能成为政治刚需，改革才是。外界普遍预期，包括财税体制和人口政策在内的诸多改革将有望在“十三五”规划中挑明。

人口政策讨论已久，放开二孩的呼声愈来愈大，中国劳动力是否触及刘易斯拐点，仍然是一个仁智交锋的话题。但劳动力供应风险加剧、结构失衡以及老龄化，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口政策的预调微调，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不宜拖得太长。还是那句话，时间越长，成本越高。

财税改革更是与金融改革一道，成为改革的胜负手。后者要解决的问题是让信贷反映市场需求，而不能受制于权力结构，成为各种严重缺乏竞争力和效率的僵尸企业；前者则要建立公共财政，凡有市场经济，必有公共财政。而公共财政的“深水区”是预算民主，是将征税权和分配权放进立法笼子里。

财政并不只是经济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正如市场经济首先是法治经济。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制衡问题。政府的财政收支不透明以及财权不受实质性约束，必然导致纳税人的钱不被珍惜，导致政府官员中出现腐败和寻租。因此，预算民主至为关键，必须做实人大对行政部门全口径预算的审查制度，人大对于政府收入的开源要做到讨价还价，对于政府支出的去向要做到锱铢必较。预算制定和审查，要成为整个财税体制的重中之重，否则就是新瓶装旧酒，长此以往，现有财政体制对于经济的压迫愈甚，这不是改革者想要看到的。

各种改革都在铺开，难度比想象中的要大。不过，开弓没有回头箭。十八大以来，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再到五中全会，从全面深改到依法治国再到“十三五”规划，一以贯之，都是在扮演改革的狠角色，历史的狠角色。非狠，不能冲破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非狠，不能荡涤市场躯体上的寻租腐败。非狠，不能壮士断腕和刮骨疗毒。当此中国经济“三期叠加”步步放缓、改革开放犹如“转巨石于万仞”之际，不狠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