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宁市长梅永红辞职，可能出任华大基因CEO，后者被称为基因界的“富士康”。

　　梅永红今年50岁，此前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他曾对媒体说，公务员的收入太少，自己每天工作超10个小时，一个月工资才7000元。也有媒体分析，钱不是主要问题，梅永红更看重的是施展抱负的环境。

　　正厅级的官员，说不干就不干了，颇有点“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味道，比于丹老师煲的鸡汤还要入味。

　　仕而优则商，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惯性。公务员也好，领导干部也好，总是更体面一些。虽然工资单不好看，但是还有很多隐性福利环伺，不细说，你懂得。

　　因此，对于市长下海这个事，人各有志，仁智互现。在一个复杂国情里摸象，需要从不同方位上手，也许才能最大限度地摸出大象的轮廓。

　　首先，勇气可嘉，在体制内奋斗了小半辈子，如今敢向体制外讨生活。传统上，我们的人才倾向于涌入政治领域，造成政府发达，市场和社会孱弱。而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人才不断从政府分流至市场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不断从体制内跳槽到体制外的一个过程。企业家阶层逐渐壮大，成为市场经济保鲜的一个重要因素。

　　既然我们致力于营造一个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政商两个人才市场的打通自然也是应有之义。现在，政府向市场的人才输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为官为商为学问，人才可以交叉跨界，亦可“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学术的归学术”，有进有退，可以充分调动人才的价值。

　　其次，因为信息的缺失，我们并不知道，华大基因这家公司看重的是梅永红的才华，还是前市长的人脉资源和官场背景。也许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了，但这种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人民日报就曾撰文提问，如何区分人才的正常流动和官员潜在的利益交换？文章直陈要害：在普通公务员之外，掌握一定决策权力的领导干部的跳槽往往较为敏感，而这主要与人们对“期权腐败”和利用影响力参与腐败的疑虑有关。

　　谁都清楚，权力期权一旦通过市场变现，好好的市场经济就将异化成为权贵资本主义，显然这不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初心。神仙可以下凡，但下凡就别自带法术了。梅永红究竟是不是凭借真才实学打动华大基因，还是华大基因还有别的想法，我们不能妄自猜测，只能说时间会给出答案。我们希望这是一桩政商互动的美谈，而不是另一个公私切换的旋转门。

　　最后，两种相悖的看法共存于一件事情的判断上，说明这种偏差需要制度努力去纠正，而不是放大这种撕裂感。下海官员的信息披露和离职审计，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锁定“利用影响力参与腐败”的边界，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才能如释重负地谈论政商两个人才市场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