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是一场虚惊。

昨日，有媒体指出“税收法定”原则出现大倒退，理由是在立法法修正案二审稿中写明，“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但在三审稿中，则变成了“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要制定法律”。也就是说，税率不见了。

税收法定，岂能税率不法定？一时间，物议沸腾。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做出澄清：新表述只是为了更加科学，并不是将税率删除了。税种一词，包括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和税率，都是税种的基本要素。

对于外行的老百姓而言，基本可以答疑解惑了。但是对于“较真儿”的法律专家而言，这个解释不足以打动他们，因为法律条文应该越详细越好，特别是对于汉字这种表意文字而言。表述含糊的条文会误导公众，也会为行政部门的“便宜行事”留出空间。

法律专家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但中国的事情，改革的事情，从来都是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税收法定，简而言之，就是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怎么收，都要通过人大来立法决定。税收法定的过程，其实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博弈的过程。在我们国家，行政权居于强势地位，所以税收法定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妥协中求得一个两权都能接受的程度。

在此之前，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表示，要在2020年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尽管对于这个时间表，有学者认为可以更快一些，但是，改革的速度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改革，需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全面推开，在短时间内让新受益阶层成为反对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力量，比如包产到户的改革；有的改革，则需要有足够耐心，慢慢消化掉改革的成本，不因瞬间激化早已存在的社会矛盾而致使改革自爆，比如价格改革，以及税收法定的改革。

税收法定的大方向，税收不法定的种种弊端，在全社会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共识。接下来，就是按照2020年的时间表，坚定地推行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地。我们应该有预期，即使税收法定了，在实践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阻力和变通，因此为行政权力预留出一定裁量权，也是基于国情现实的改革考虑。

就在同一天，中国日报报道，李克强总理在黑龙江团参加审议时，面对相关代表的建议，回应称“这是涉及税收法定原则的事，我还不能马上答复你”。据说，总理参加代表团审议，每次都叮嘱工作人员对代表的建议认真研究，像这样回应“不能马上答复”并不多见。显然，总理的谨慎既代表着对于法律的尊重，也意味着税收法定是一个需要非常小心把握的议题。我们既不能说了税收法定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也不能因为希望税收法定的愿望太迫切，而不给行政部门任何转圜的时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