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14个月的高通反垄断调查，终于在昨日给出答案，国家发改委对高通开出60.88亿元的罚单，创下中国反垄断罚款的最高纪录。高通对此表示接受，认罚不抗辩，并将继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对高通发起反垄断调查，曾被认为是对国家发改委的一次重大挑战，因为对手浸淫国际反垄断官司多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反垄断”高手。而一直以来，国家发改委的“主业”是审批投资和制定规划，反垄断调查的真正经验也不过一年左右，属于“菜鸟”无疑。

然而，双方最终以“执法和解”的方式取得谅解。高通消除了自己在中国市场的一块最大隐患，并得以保持自己在中国的核心商业模式，而国家发改委经此一役，反垄断调查的权威地位大致确立，在以后的执法中将会更加自信和游刃。中国手机企业和消费者毫无疑问受益。总的来说，高通反垄断调查并没有变成零和博弈，而仍可以被视做共赢的游戏。

在过去一两年时间，国家发改委密集发力反垄断调查，兵锋指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涉及液晶面板、白酒、奶粉、黄金饰品、眼镜、汽车、保险等诸多领域，宣布中国的反垄断调查进入新常态。这期间，外资企业多有不适，外国舆论多有“非议”，但中国的反垄断已经势不可挡，常态化执法已成共识。

高通一案甫一爆发，即举国瞩目。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反垄断调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相对于常规的价格垄断，知识产权和专利许可这样的高精尖垄断，对反垄断部门的专业性要求很高，总不能靠着恫吓来执法吧。在执法过程中如果不能以理服人，以法服人，很容易被人诟病为“执法欺凌”，抬高以后反垄断执法的成本。

相信，越来越多的企业，不论内资还是外资，都不得不适应中国反垄断的新常态，适应国家发改委的反垄断风格，适应中国特色的反垄断法律规则，有话好好说，态度决定一切。这也是包括高通在内大多数企业最终选择的和解途径，一个留有大量余地的妥协，要比撕破脸打一架更符合理性。

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告一段落，但反垄断仍然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不仅是因为反垄断的对象选择存在法理争议，被认为最坏垄断的行政垄断，比如石化电力，却不是反垄断法的主攻对象；同时反垄断也愈来愈遭受到经济学的考问，反垄断打压市场竞争，已故的经济学诺奖大师科斯就对反垄断厌烦透顶，在他看来，寡头企业但凡提高价格、下调价格和维持价格，就要被冠之以垄断、倾销和合谋。这些对于国家发改委来说，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外在，而将会对其的执法持续施压。这样的压力，未见得就比被调查对象的对抗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