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刚刚诞生的时候，WTO还叫GATT，无论是RCEP还是TPP都还很遥远。中国还有12年才等到入世，还有3年才迎来“南方讲话”，彼时的GDP总量不过3000亿美元，中国的大国地位，更多体现在人口和政治上。

中国在变，世界亦在变。25年之后，APEC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官方对话机制，但现在风头正健的是TPP，后者的甄别性和强制性对前者的包容性和自愿性形成逼宫。中国的GDP总量逼近10万亿美元，大国地位毋庸置疑，但也正经历经济增长模式最艰难的转型。

2001年，差不多将APEC的长度一分为二。在此之前，中国突破了“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束缚，选择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房地产改革等全线出击，虽然遭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干扰，到2001年时，已是红利叠加，呼之欲出。那一年，APEC在上海举办，厚重的外滩和簇新的陆家嘴展示了上海的新形象，也是中国的新形象。二十多年的改革将中国打造成一个自信的大国，有底蕴，也有前途。

在2001年之后，中国的GDP平均增速保持在9%之上，长达十年。这也被称为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从2012年至今，中国进入调整和转型期。一个经济周期结束了，放在更大的视野下，一个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的经济周期渐至尾声，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要适应中高速增长的新周期。

从上海APEC到北京APEC的这13年，中国经济展示了自身的速度和韧性，也暴露了模式的粗放和不可持续。改革的话题持续升温，自2002年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后，改革的意志被强化，被升级，被迅速推向全国。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依法治国，改革的心法和路径已明。同时，整风、反腐和改革构成了执政的三角凳，彼此借力，互为援引。在2014年，中国的经济仍蛰伏在“七上八下”，中国的改革正方兴未艾。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构成姐妹篇，中国经济和改革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姐妹篇的下文。

大有大的难处。当中国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时，外部投资和贸易环境、外部政治安全环境，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这时中国在全球市场的利益已经显性化，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2014年的中国，面临着一个与2001年迥然不同的外部环境，那就是投资和贸易环境的变脸。WTO治下的多边贸易格局，正在被碎片化的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所改变，并形成新的全球市场割据。TPP对中国并不友好，中国需要在国际经贸格局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才能避免被排斥被边缘的风险。无论是金砖银行还是亚投行，以及“一路一带”战略推介，都是中国主动的破局之举。APEC这样一个全方位对话机制，对于中国而言愈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