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到依法治国，这一年在史书中的分量或许不轻。借着四中全会的春风，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法治。距离“依法治国”首次写进党代会报告已经17年，改革越是接近深水区，我们对于法治的渴望越是强烈。

我们少有法治传统，但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还是有一些朴素共识，比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比如“陛下也不能违反陛下之法”。在《韩非子·有度》里有一句精彩的总结：“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换成现代话语体系，即“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

中世纪的法律和现代法律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治民，后者是治官。前者在展示权力，后者要保护权利。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和官治，敌人是特权阶级、权力掮客和白手套。

所谓法治，治公权不治百姓是也。法治提防权力，保护权利。对权力不设防的法治是官治，部门立法被诟病，就在于立法利益被部门利益绑架；对权利不保护的法治是虚法，每一个公民都享有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力不受侵害的权利，未经法律允许，未经法律程序，任何人和机构都不能剥夺这种权利。

有恒产者有恒心，中产之家和大富之家，对于权利安全感的需求与日俱增，不安全就用脚投票，移民、移技术和移财富，能够逆转的惟有法治付诸于行动。升斗小民不怕大盖帽，市场不用巴结市长，大家在法治提供的稳定预期中，安排自己的消费和投资。即使违法，对于违法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也是可预期的。这是法治的桃花源。

法律要避免成为一纸空文和问题法律。其一，如果法律不被敬畏和信仰，潜规则就会代替法律执法。人们宁恋信访，不信法律。建立起法律的信仰，公正执法不容有失；其二，如果法律不体现经济社会的发展诉求，不体现人们关于公平正义诚信等核心价值的追求，不体现人性，那么多如牛毛的法律，便意味着多如牛毛的管制，“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对盐专卖，就会有私盐贩子，就会有寄生在权力之上的盐商。道理放之四海，大概三个半海都准。

市场经济同时是法治经济，当下市场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说到底就是它还不是法治经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法治失败的陷阱，是法治不能巩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果，导致改革出现停滞和逆转，经济发展为阶层固化、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所羁，市场经济沦为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和丛林资本主义，人心动荡，政局不稳。

在法治保障下，无所谓“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个人和市场不用在意识形态上患得患失，生怕改革的成果被复辟和改革的进程被逆转，生怕“文革”改头换面随风潜入夜。做到治公权、保权利和公正执法，基本上就可以称之为法治国家了。这个时候，用孟子的话，真叫做“若大旱之望云霓”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