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京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专家组公布了空气保障数据，整个8月，南京人比平时少吸了3764吨PM10和1750吨的PM2.5，下降比例达到44%和36%。据了解，青奥会期间空气质量“优良”等级预报准确率达到75%-80%。

恭喜南京人，在8月享受了“优良”的空气。这种感觉，就像在物质短缺年代，恭喜某人终于在大年三十吃了一顿饺子。

在重要赛会期间，天空变蓝不是难事，这充分体现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但正如所有人能够预期到赛会期间空气好转，所有人也能够预期到赛会过后空气将重新回到污染。

我们大费周章，用各种临时措施和非常措施，强行把污染水平降下来，靠的是“政治正确”。等到“政治正确”周期一过，反弹便是一刻也等不及了。毕竟，停产和限产这样的措施，既伤害经济的增长，又冒着行政干预市场的非议，除非是重大赛会，否则不可能被运用。

治理雾霾，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何实现以重化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至创新驱动，如何实现我们现有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是这场大气治污之战背后的经济逻辑。这个逻辑，要求的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是集中力量办小事。运动式大气治污很难取得根本成效，细水长流的制度和文化建设，需要补课的地方很多。

空气质量保障，是我们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交叉下的一个新课题：一方面我们的空气污染在短时间内很难可逆，其受制于当前的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受制于我们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的力度；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把所有赛会和大型论坛全部清零，等到空气真正好转之后再举办大型活动，这样的发展就真成为静态的发展了。因此，空气质量保障这样一个运动式治霾的机制就被创造出来，并在几次打磨之后，成为一项得心应手的非常态应对机制。

空气质量保障，通常有“三板斧”：控尘控车，这是最基本的手段，平常不注意的一些积弊，非常时刻都能够令行禁止；停产限产，这是最根本的手段，一声令下，钢铁、水泥等重工业污染大户得“识大体、顾大局”，为有牺牲多壮志；如果效果还不明显，那就提请上级政府协调，周边省市区县一起来配合，使用的手段也是对各自的工厂进行限制，通过瞬间大幅减少产能供应来减少污染排放，至少在青奥会身上算是过关了。

这是我们的“新发明”，但创新就免了。在整个青奥会期间，少吸入了多少吨的PM10和PM2.5，应该不能算是一份成绩单。反过来看，在平常日子，我们将会多吸入这么多吨的PM10和PM2.5，对于民众而言，这绝不轻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将不得不在这样的悖论下生产和生活，对于以千吨万吨度量的空气污染物，大气治污的综合改革，时间太宝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