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府而言，救市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降准，另一个是降税。显然，后者甩开膀子并不容易。

当中国经济逐渐转向“七上八下”的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时，原来通过经济增量来消化税负水平的道路日窄，企业和个人的税感就会越来越强烈。

广州市饮食商会日前向“中国网事”记者提供的一份清单显示：当地餐饮业税费有50项，税费总额约占企业营业收入的12.5%。“相当于顾客点一只鸡，在食用前鸡的一条腿已被税费吃掉了。”

无独有偶，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近期的调研情况表明，税费负担重是企业普遍反映的突出问题。目前企业税收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已接近10%，很多企业上交的税费超出净利润，全国25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100多家公司上交的税费是其净利润的5倍以上。

这一点，企业家自然是感同身受。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郑州举办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再次呼吁降低税负，并提出了5条具体建议，包括降低企业税负，提高个税的起征点（免征额），政府精简公务员队伍以及“临时工”队伍。“我认为企业和老百姓税负重了……政府自己的开支占到财政收入的51%，说地方政府是吃饭财政，确实是吃饭财政。”

关于当前中国经济的税负水平，历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税负重，要求减税，另一种则强调税负水平被夸大。前者在这些年里此起彼伏，稍有风吹草动便形成全民吐槽，比如“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比如人均税负万元；后者则是在这些年里四处“灭火”，力证宏观税负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计算过程从未披露和解释，被戏谑为“洗地”。这些年，计算宏观税负水平的专家不计其数，但都成一家之言，原因是政府财政收支信息披露不足，最后的数字都掺入了合理推测的因素。政府财政收支如果足够公开，其实老百姓在家里拿着计算器也能摁出来。

与此同时，上周还有一则新闻引发热议。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物价局今年4月起连续拖欠职工工资。据介绍，该物价局自1989年成立至今，地方政府未予财政支持，职工工资及办公经费多靠自筹。其中，以查处学校、医院、企业等违规行为的罚款为主要收入。一名职工表示，自己所在的科室被要求完成全年16万-18万元的罚款目标，但今年以来罚没收入锐减。

财政收入趋紧，要么像梁子湖区物价局一样嗷嗷，要么走向反面变本加厉开罚单。这都不是我们财税改革的目的。财税改革，是为了保驾护航我们当前的繁荣。奥尔森在其逝世前完成的名著《权力与繁荣》中指出，对于契约和财产权利的可靠保护，取决于政府要足够强大以保证这些权利的实施，同时政府又要受到足够的限制以避免这些权利受到侵蚀。凡是协调好政府强权和个人权利保障之间关系的国家，便会走向繁荣，反之则走向衰败。

今日“上会”的《预算法》草案预期将在月底通过，从而为十年修法路画上一个博弈-妥协后的句号。修改后的《预算法》能否替13亿人看紧政府的钱袋子，仍将取决于《预算法》之后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