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江苏司机殷红彬看到一个老人躺在路边，于是靠边停车，将老人搀扶起来。不过，老人之后报警说殷红彬是肇事者。在央视的镜头中，老人一口咬定殷红彬是肇事者，老人的儿子也说“肯定不要怀疑”。但是，殷红彬的大客车上装有监控摄像头，录像很清楚地证明其是在助人为乐。铁证面前，老人也不含糊，面对随后记者的采访，说自己当时头脑发昏，后来清醒过来才想起不是这辆大客车。最后，老人还让自己的儿子给殷红彬送了锦旗。

有图有真相，“误会”解除了，心里的疙瘩却系得更紧了。很多网友都留言，幸好有摄像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社会的诚信缺失，做好事的成本将是每一辆车都额外装有监控设备，每一个路口路段都得“标配”有监控设备，这显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负担。可没有的话，你是肇事者，还是见义勇为好司机，抑或是百口莫辩的“彭宇们”，谁也说不清楚。天津的许云鹤，车上路上都没有摄像头，究竟是撞人还是救人成了“罗生门”，于是法院各打五十大板，许云鹤被判赔偿10多万元。

毫不奇怪，人们条件反射地想到了近年来各地的“彭宇案”，自从南京的彭宇案成了葫芦案，人们就担心道德危机的发生。案子的法官和稀泥，捣糨糊，原告和被告达成了庭外和解，司法没有给人们一个清晰的信号，做好事随时面临不可测的风险，这束缚住想做好事的人的手脚，鼓舞了想做坏事的人的心胆，于是类似的彭宇案一再发生，人们也一再强化着这样一个危险的预期：警惕地看着倒在路边的人。救人，全凭胆量。

这样一个“救人者面临无限风险，被救者诬告风险可控”的规则，无疑是在逼着世风日下。一面金字闪闪的锦旗，还是一张赔款10多万元的判决书，变成了司机做好事的两极选择。司机如果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是救人，老人家就有可能像天津彭宇案那样，获得金额不菲的赔偿；即使司机拿出了证据，老人家也没什么损失，貌似也不会被追究什么责任。如果更多的人因此受到启发，去做这一本万利的“生意”，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几颗老鼠屎就能够坏了一锅道德的汤。要求人们做好事不图回报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但让人们做好事还要破财，是办不到的。于是，人心趋冷，越来越冷。

为了让自己的心情好受些，我选择相信老人家所说，只是脑子一时不清楚记错了。我们也确实不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武断地说老人家就是“讹人未遂”。然而，不能每一个这样的情况出现，都让公众去瞪大眼睛，去分辨到底是谁在流鳄鱼的眼泪。在道德处于危机之中的时候，恰恰应该是司法彰显自己的力量，扭转这种道德败局，用法律的力量来奖善罚恶。可惜的是，从南京到天津，在无法辨明真相的情况下，司法总是取巧，偏向于在原被告之间取平衡，看似平衡，实则损伤的是社会的公正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