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的公开进程始终是媒体头条，只不过中央部门“挤牙膏式”的公布让媒体都有点萎靡了。纵观各种报道，也无非是今儿这个部门花了多少钱，明儿那个部门花了多少钱，实在有点新意的，搞出一个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排行榜，吸引一下眼球。

公布“三公经费”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解释一下“三公经费”就更显不容易。相比非常“宏观”的经费数字，各部门新闻发言人对此数字只言片语的解释也是一样“宏观”，比如工作需要、工作特点、工作性质，至于是怎样的一个工作需要、工作特点、工作性质，媒体就不敢追问了，都是有脾气的部门。

公开而不接受问询，更别说是诘问了，难免就会有点副作用。人就是这样，你要是不说，对方就瞎琢磨。比如说，国家计生委公布的出国出境费是470.54万，今年安排了494.01万。商务部的出国出境费用高，其解释为工作性质决定，倒也能说得通，需要满世界的对外交流嘛。可是，国家计生委的出国出境费如何解释呢？

迟迟不公布（逾期大半个月了，还有约2/3的中央部门没有公布）和不愿多说恐怕是和“心虚”有关。其实，这种心虚多半是一种掩耳盗铃，有那眼尖的，马上就从内部人士口中获悉，这个“三公经费”是一种窄口径。该报道是这么说的，目前各部委公开的三公支出的准确定义都是“财政拨款中的三公经费”，而在各部委的相关支出中，财政拨款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其余事业收入、预算外收入等非财政拨款中，往往隐含着更大的三公支出空间。事实上，公众的心理没想象得那么脆弱。钱都让你花了，还怕你说出个数来。公开就是为了监督，为了制度层面更好地改进，如果只是为了公开而公开，那就是把这个制度“大材小用”了。

任何一个好的制度，一定要小心翼翼呵护其公信力，从而使得这个制度能像政策设计者所想的那样，发挥积极的作用。政府部门公开“三公经费”，就是希望能发挥公众对于预算的监督，以加强各部门的预算约束。而这种约束，必须是硬约束，而不是软约束。

近日里还有一条很受瞩目的新闻，是有关听证会的。一位成都退休妇女胡丽天被曝出在7年时间里参加了23次听证会，被疑是当地政府的“听托儿”。胡丽天对记者否认了这一质疑，说是因为报名听证的人太少，所以她总能中选。而且，其中9次出席价格听证会，也并非网友所说的每逢听证必支持涨价，实际上是“5次同意涨价，2次旁听未发表意见，1次反对涨价，1次有不同意见”。不管是不是“听托儿”，新闻本身的瞩目，就足以说明听证会已经陷入到信任危机之中，而这危机，不是胡丽天这位退休妇女所推动的，而是之前数不清的缺乏透明的“逢听必涨”所带来的结果。而“三公经费”公开这一美好初衷的制度，当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