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险机构数量及高风险资产规模较峰值大幅压降”“相当部分省份已实现高风险中小机构‘动态清零’”“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成效明显”……在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通过一系列成果，勾勒出过去五年间金融风险防范化解、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监管体系升级的阶段性成效。

高风险机构数量及资产规模大幅压降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李云泽明确：“‘十四五’时期，我们始终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监管部门的首位主责，把稳妥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作为重中之重。”

为稳妥处置高风险机构，监管部门推动重点地区“一省一策”形成改革化险方案，通过综合采取兼并重组、在线修复、市场退出等多种方式，有力有序推进实施工作。从实际成效看，当前无论是高风险机构数量还是高风险资产规模，都较峰值大幅压降，在金融体系中占比都比较小，风险完全可控。相当部分省份已实现高风险中小机构“动态清零”。

从银行业保险业整体情况来看，不良贷款、资本充足、偿付能力等主要监管指标稳中向好，均处于“健康区间”。五年来处置不良资产较“十三五”时期增长超40%。行业抵御风险的资本和拨备总规模超过50万亿元。应对各类挑战的基础更牢、韧性更强、底气更足。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高政扬分析，这一系列成效为金融行业稳健发展筑牢根基：一方面，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均处于健康区间，不良率显著下降，行业抗风险韧性明显增强，为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稳定支撑；另一方面，金融资源配置持续优化，释放的资源让信贷资金更精准流向实体领域，大幅提升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是金融化险攻坚的核心战场。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坚持农村中小银行支农支小定位，“一省一策”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稳妥有序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这已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六年强调农信社改革；今年4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扎实做好2025年“三农”金融工作的通知》明确，要“健全层次分明、优势互补、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体系”。从进展来看，“五年来，农信社改革蹄疾步稳，过半省份组建省级法人机构。城商行改革重组有序实施，股份制银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减量提质成效明显，区域布局持续优化”，李云泽介绍道。

机构数量的合理收缩成为“减量提质”的直观体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数量为4295家，较2023年减少195家。李云泽解释，这一变化是“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加大中小银行兼并重组力度的结果，相关工作有力有序”。

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指出，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社的风险化解曾是金融改革的“硬骨头”，如今过半省份完成省级法人组建，标志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并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不仅是组织形式的调整，更是管理体制、风控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系统性升级，显著提升了区域金融系统的协同性与风险抵御能力。”

对于未来改革方向，王蓬博分析，需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推动省级平台强化科技与资本支持，通过因地制宜的兼并重组，助力优质机构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的转型。

高政扬认为，应持续推动有条件的机构通过并购重组、增资扩股等方式提升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管理能力，同时要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力度、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确保改革红利转化为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提升，此外还需明确中小银行差异化定位，聚焦“三农”与小微企业开发特色产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精准度与有效性。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再上新台阶

在风险防控筑牢底线的同时，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也实现跨越式提升。李云泽透露，“十四五”期间，银行业保险业通过信贷、债券、股权等多种方式，为实体经济提供新增资金170万亿元，融资主渠道作用持续凸显。

从资金投向看，重点领域资金投放呈现“精准滴灌”特征。其中，科研技术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基础设施贷款年均增速分别达27.2%、21.7%、10.1%；普惠金融领域同样成果亮眼，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36万亿元，是“十三五”末的2.3倍，利率较同期下降2个百分点。

王蓬博认为，当前银行业在科技金融与普惠金融领域的突破，不仅体现在信贷规模的增长，更伴随产品创新的深化。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需从机制层面发力，一方面要建立更包容的尽职免责制度，另一方面要打通数据壁垒，利用征信、税务、社保等多维度信息提升风控精准度，降低服务成本，构建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

高政扬指出，在优化信贷结构方面，可深化金融科技应用，构建精准风险评估模型，强化科技金融生态并建立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同时依托技术完善小微企业信用评估模型、扩大长期资金供给，并通过绿色金融工具引导资源向低碳创新领域倾斜；在创新产品与模式上，需针对科技型企业、中小企业、绿色产业等重点领域需求，开发定制化产品；此外，还需完善考核激励机制，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引导银行将更多资源投向国家战略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金融风险的有效防控与服务质效的提升，离不开监管体制的深刻变革。李云泽介绍，“十四五”以来，金融监管开创新局面，总局系统机构改革圆满收官，监管法制“四梁八柱”加快搭建，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五大监管”全面强化。在执法层面，监管部门坚持“严格执法、敢于亮剑”，累计处罚机构2万家次、责任人3.6万人次，罚没金额达210亿元。

金融监管制度短板加快补齐，李云泽表示，“十四五”以来行业重要法律修订取得重大进展，五年来共发布银行、保险、资管、非银等领域规制171件，涵盖高质量发展指引、资本管理、资产分类等关键领域，“基本建立起贯通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风险监管与合规监管、从准入到退出全生命周期的制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近日已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对此，王蓬博认为，这对金融行业意义重大，银行业作为金融体系的“压舱石”，其监管法规的完善能带动整体金融业向好发展。

王蓬博指出，当前监管趋严对行业而言，短期看机构面临合规成本上升、业务模式调整的压力，但长远看，一个更加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环境，反而有利于真正有实力、守规矩的机构脱颖而出，实现更健康、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周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