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12月底北京率先开启创新监管试点以来，中国版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已试行两周年。2021年是《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的收官之年，回顾这一年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可以说迎来 “高光时刻”，不仅范围、产品扩容，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并加速形成闭环……

持续扩围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27日，全国已有17个地区进行了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创新应用公示，涉及项目近120个，不管是试点地区还是项目数量，都较2020年有了较大量级的突破。

具体来看，2020年已有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河北雄安新区、杭州、苏州、成都、广州9市（区）先后成为试点地区，至2021年，试点地区再次新增山东、湖北、贵州、广西、山西、安徽、河南、甘肃等地，17个地区均已发布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名单，近120个惠民利企创新项目。

其中，北京累计公示了22项应用，上海则公示了16项应用。此外，深圳、杭州、广州、河北雄安新区等地则陆续完成了两批项目公示。

除了已经公示入选应用的地区外，还有大连、新疆以及福建等地也相继启动了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创新应用征集工作。此外，在天津发布的金融发展新规划中，也鼓励自贸试验区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开发建设金融科技监管系统。

对于试点应用，苏宁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孙扬评价道，“相比2020年，2021年金融科技‘监管沙箱’明显向小微金融、绿色信贷、消费者权益保护倾斜，另外试点项目包含很多和区块链、知识图谱、机器学习等硬科技，这非常符合监管的指向” 。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试点地区和应用扩容外，“监管沙箱”机制本身应用也有了新的突破。2021年11月19日，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首批项目在证监会的指导下于北京正式揭晓，这也被业内称为金融科技“监管沙箱”进程中的一大关键进展。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车宁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回顾2021年，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的一大关键词是“持续扩围”。一是机构类别从最初的持牌金融机构扩围至科技企业与持牌机构共同入箱，再至科技企业可以独立申报，甚至行业协会也能参与；第二是所容纳的业务种类也在扩围，包括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业务都在覆盖，以及各业务链条也都进入了沙箱试点中；第三是沙箱机制本身建设，从央行主导拓展至了证监会指导下的监管沙箱，可以看出该机制在监管部门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形成闭环

2021年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箱”，除了量变的突破外，实则也迎来了质的飞跃。

此前业内高度关注的“出箱”问题，在2021年就有了多个新的进展。例如9月底，北京、深圳就宣布此前纳入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的部分项目完成评估测试，达到“出箱”标准，其中就包括工商银行“基于物联网的物品溯源认证管理与供应链金融”、中国银行“基于区块链的产业金融服务”、中信百信银行“AIBank Inside产品”、百行征信“百行征信信用普惠服务”经全面评估后完成测试，成为中国版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的首批“出箱”应用。

紧接着的10月，重庆也公告了首批3个创新应用完成测试的公告，其中包括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申请的“支持重庆地方方言的智能银行服务”、中国互金协会联合厦门银行、重庆富民银行和博雅正链申请的“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函证平台”，以及度小满联合光大银行重庆分行申请的“‘磐石’智能风控产品”。

在业内看来，此举正式标志中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在机制构建上跑完了“最后一公里”，是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机制发展成熟的重要里程碑。

一方面，项目出箱意味着该机制已形成完整工作闭环。正如车宁说道，“在经历了13-20个月的等待之后，多家机构、多项技术、多类场景的项目在多个地方完成评估测试，这也就意味着央行金融科技‘监管沙箱’机制已经臻于完善” 。

另一方面，完成“出箱”对于试点机构来说同样意义重大。孙扬说道，项目实现“出箱”，一是要满足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大方向；二是要做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准备工作，并有“硬核科技”和“真实场景”。实现“出箱”后，未来机构在推广这些金融科技产品以及对外金融科技合作方面，将有更足的底气和信心。

此外，多批项目“出箱”也为监管积累了宝贵的试点经验。“一方面意味着机构的创新项目已达到相对成熟的状态，可以进入应用阶段；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后续其他试点项目提供良好示范，形成积极创新的活力与氛围。”易观高级分析师苏筱芮补充道。

机制常态化

金融科技监管沙箱推进至今，虽然整体结果超过预期，但也有资深业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监管沙箱实际运作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试点项目创新程度不高、部分项目同质化严重的现象，其中主要比拼机构的实力而非技术创新性，对实际业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作用有限等多个问题。

此外，“监管沙箱”在部分试点地区中，还存在运营团队人力资源较为紧张、专业程度有待提升、资金安排捉襟见肘、申报步骤相对烦琐、宣传培训尚不到位等现象。

该人士还提到，从这些情况来看，还是因为“监管沙箱”仍未深度扎根市场，形成完整生态，破题关键是在政府层面协调业务监管和技术监管、中央监管和地方发展的关系，切实解决以何激励、如何约束等问题。

展望后续，在业内看来，经过持续扩围后，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将形成常态化机制，并有望实现落地扎根。

“例如，‘央行版’监管沙箱下一步不仅将作为常规政策工具持续发挥作用，还能作为先行者为后来人指引方向。这一方面既表现为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通用技术的应用，另外也表现为机制上不同类型机构的广泛参与以及技术对业务前中后台生态闭环的深刻改造。”在车宁看来，“监管沙箱”未来的内容扩展，除了从支付、信贷到证券、基金、保险等业务领域不断丰富外，也包括合规领域的增加，形成纵横交错的试点格局。

“另从企业角度来看，未来的挑战是，要平衡个人数据保护和金融科技创新的关系，既要遵从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也要积极进行创新。”孙扬则建议，未来“监管沙箱”可助力小微企业构建安全可信的信用环境，积极开发融合产业链的小微金融科技产品，释放产业链互联网服务小微金融的潜力，也有助于金融机构开拓产业链金融，这是双赢的方向，值得探索。

北京商报记者 刘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