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已进入快车道，但各地如何定位、应规避哪些风险、北京的哪些产业可以转移又应如何转移仍亟待破题。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

　　“我们要把不适合生产的地方的生产环节搬到适合的地方，反之，把不适合做总部地方的企业总部搬到人才集聚的地方，这也是一种空间上的调整，为企业优化资源提供了思路。如果逆着这个规律去做，其结果可能是总部搬过去了，但人才跳槽了，企业慢慢枯萎和消失，就如从冰箱里拿一支冰糕，拿到不适宜的地方，冰糕化掉了，你没有拿到，我也没有拿到，最后冰糕消失了。”

　　建议成立京津冀协调委员会

　　北京商报：对于京津冀一体化再出发您有何建议？

　　赵弘：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意义重大，但难度也很大，我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委员会，或者叫首都经济圈发展委员会，建议由国家领导人担任主任，没有这样高规格的领导机制、组织机制、协调机制，这个区域的协同发展不好推进。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还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推进机制，最好能够落在国家发改委，专门设立一个司，专职推进这个区域的发展。既然是国家战略，既然这个区域这样特殊，就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推进。

　　二是把这个区域作为一个财税体制改革的实验区，探索新的体制机制，比如探索“首都财政”，解决首都发展经济的压力，能够使首都专职做好首都服务，从繁重的经济发展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也给疏解过多的经济功能创造条件。

　　三是建立首都或者京津冀发展引导基金。今天我们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区域空间结构调整，不能靠下命令，要通过市场机制引导资源在空间上的再配置，可以设立结构调整的引导基金，对于一些功能的疏解和产业的疏解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比如对员工的交通补贴、对于搬迁企业的适当财政补贴，搬迁出去的给予财政补贴或奖励，使北京的产业和功能向周边疏解。

　　企事业单位外迁要考虑成本

　　北京商报：《河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以保定、廊坊为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对于北京企业和产业外迁您有何建议？

　　赵弘：一定要认识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市场经济。我们今天的结构调整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可以靠行政命令让企业和事业单位搬迁，但是今天要考虑它的可行性、代价和成本，甚至后果。

　　比如，在北京的结构调整过程中，我们曾经有过教训，也有过成功的经验。教训就是北京有一大批工业企业，在国内很有影响力和知名度，但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退二进三”结构调整中，由于当时的思路不正确，就是把企业的总部和制造环节全部搬到外地或者北京郊区，实践证明这些企业的搬迁大部分以失败而告终。北京的工业品牌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但是这些企业在搬迁之后基本都消亡了。

　　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企业从一个山沟搬到另一个山沟，甚至从省城搬到山沟，企业依然存在，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人都依附于这个企业，档案、户口、布票、粮票、住房、上学、医院、养老，所有都由企业包揽，所以人都是依附于企业，市场没有正常的提供，个人必须随着企业走。但是，等到近年北京很多工业企业调整的时候情况已经不同了，企业搬迁了，到新的地方要买地、建厂房，但很多高端人才走掉了，员工重新选择单位，机构出去了，但是企业的灵魂——人才没有了，最后企业就消亡了。不调整死在原地，调整方法不正确死在外地，教训很深刻。

　　北京商报：过去的产业结构转移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可供借鉴？未来的京津冀一体化建设有哪些要求？

　　赵弘：成功的经验有，比如首钢搬迁，首钢搬迁采取的是将总部留下来，生产环节迁移出去，这样人才留下来了，创新能力留下来了，上百年创立的“首钢”品牌留下来了，销售渠道留下来了，通过结构升级，把一个现代化的工厂放到曹妃甸，所以首钢成功了。今天的首钢钢产量3000万吨，是当年它在北京最高产量800万吨的4倍，但是没有再消耗北京大量的水资源和能源，同时按照总部经济模式进一步扩张投资，进入了世界500强。所以我认为，企业在空间上进行结构调整，方法正确才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

　　今天我们同样如此，所以我们说要加快与周边城市市郊铁路的建设，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强行命令一些企业总部、大学、医院迁过去，这些员工在路上要耗费2-3个小时，对于他们太困难了，只能选择跳槽。其结果可能是一流大学出去办变成三流，一流医院出去变成三流，企业出去最后消亡。所以，我们要创造基本的交通等硬条件和公共服务软条件，逐步推进结构调整。

　　河北要严格控制要素价格飞涨

　　北京商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京津冀一体化做出重要指示之后，三地的态度都非常积极，尤其是河北，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热情空前高涨，对于河北的发展您有何建议？

　　赵弘：河北现在热情很高，各个区县城市热情都很高，但是我认为要理性思考、正确认识、整体谋划、统筹谋划、稳步推进。

　　近期关注几个焦点。第一，围绕首都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进行整体谋划，有重点推进。对接和疏解不是每个城市、每个区县都能有所对接，一定要有重点。条件具备的先对接，比如我认为廊坊、固安、涿州、北三县这几个地方相对比较具备条件，应率先规划这些地方，承担北京的功能和产业疏解，加快建设新一代卫星城，但现在有些无序竞争。

　　第二，能够差异化定位。根据产业基础，对北京可能转移的功能和产业进行很好的研究，不要形成内部的恶性竞争。

　　第三，要严格控制要素价格的飞涨。现在炒概念很严重，先炒股后炒房，股价很高，房价也很高，但是条件不具备，根据国外卫星城建设的经验，卫星城与中心城之间要很好地联系，发挥卫星城的作用，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修建一站到达的城际铁路，形成“1小时的通勤圈”；二是一定要有价格差，卫星城无论是房价还是租金各种要素比中心城价格都低，你卫星城才有吸引力；三是要有优越的生态环境，往往是生态化、低密度的，绿化率很高。这三点是周边卫星城与中心城合作的重要条件。

　　非核心功能是北京向外转移重点

　　北京商报：北京市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重点抓好产业链分工合作。在您看来北京的功能应该如何疏解？哪些产业应该转移出去？人口是否可以随之转移？

　　赵弘：北京有四个核心功能，即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非核心功能是未来北京疏解的重点。非核心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不适合在北京发展的功能，比如一般性的制造业，尤其是污染制造业。再比如有一些劳动非常密集、附加价值并不是特别高、而且也不是北京城市发展所必须有的服务性功能，如专业性市场。这部分功能不适合首都发展，未来必须要疏解出去的。第二类，金融、医疗、教育等其他非核心功能适合在北京发展，也是北京功能所需要的，但是这些功能如果过多集聚又会给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严重的问题，比方医疗功能，北京医疗聚集不仅仅为北京市民服务，也为全国服务，如果这个功能过多集聚，全国很多人口来北京看病，对北京的交通、社会治安等都会产生很大的隐患，所以这部分功能未来要适度疏解和弱化。当大规模的机构迁移不太可能的时候，我们的养老、休闲、专业化市场以及农产品供应都可以向周边转移，通过这些转移带动人口的转移。北京商报记者 孙丽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