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上海垃圾分类闹出的“笑话”，其实都指向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将更着重于全程分类体系建设、政策法规配套细化和执法力度的加强。

在上海市出台《条例》以前，中国已经历过若干年垃圾分类的不断试点，例如北京市和上海市自上世纪90年代就分别在一些小区进行过尝试，但一直未大规模铺开。近20年来，在缺乏可操作性指导和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国内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并不顺利。

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治理的不充分，社会硬件落后。另一方面由于集体认同的公共意识大面积缺席，久居闹市的现代人，很少看到生活垃圾成堆的环境到底有什么异样。一项社会公约的推行，需要社会治理和公共意识的同时到场。

按照人均日产垃圾1公斤为界限的通用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高垃圾社会”。去年实行的“洋垃圾禁令”和刚上马的“上海垃圾分类条例”，是社会在和垃圾的长期战争中的两场前哨战役。

移风易俗不易，公地悲剧被无视，常常演绎成一场戏谑的人间“喜剧”。这就需要有培养分类意识的耐心，让现实生活中的每个居民一步步学会垃圾分类的标准，懂得资源再利用，从而节约资源，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在整个过程中，大家的环保意识能够越来越强；更需要有执行到底的制度信心，力争对每个环节形成科学的政策指引，通过有法可依帮助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主动也好被动也罢，最终养成有效分类的行为习惯。

无论技术手段还是人力配置，垃圾分类需要投入的监管成本都不可小觑。垃圾分类前端工作曝光率高、参与度也高，考验的是公民环保分类意识的养成，以及执法监督的一丝不苟和不打折扣。垃圾分类的后续处理工作是关键所在，是技术攻关的难点所有，也是管理部门的硬功夫。如不大力攻克它，即使前端分类再好，也是徒劳。到头来，把人家好不容易分好类的垃圾，又混合拉走去填埋，反倒会影响民众积极性。

在推行垃圾分类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多专业的处理厂、垃圾桶、垃圾代扔业务公司，甚至是质询我们是“什么垃圾”的大妈。笑话会有，分歧会在，更会有不理解。但只有在摩擦和磨合中，才能让他们共同唤醒集体认同背后的责任心和羞耻感。直到有一天，把我们从书中读到的关于日本垃圾分类的场景还原成现实。

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换鞋，然后从兜里往外掏垃圾：票据、纸巾、果皮、包装袋、饮料瓶……乱七八糟，应有尽有，然后不厌其烦地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整理，再进行合并同类项，最后对号入座丢进不同的垃圾袋。这套动作做起来就像出门穿鞋一样自然而流畅。

北京商报评论员 陶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