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风靡资本市场、引得众人追捧的“明星股东”，近年来却似乎愈发低调，不复曾经声势浩大的场景。北京商报记者针对23家拥有明星股东的公司进行调查发现，这一变化既离不开资本看待明星入股更加理性，同时也与不少“明星股东”公司出现不同程度的业绩下滑或亏损有密切联系。

普降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已陆续完成2018年年报及2019年一季度报的披露，拥有明星股东的公司也不例外，纷纷对外公开最新一期的经营情况。然而，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包括海润影业、唐德影视、能量传播、华谊兄弟、青雨传媒在内的23家“明星股东”公司发现，以上公司业绩下滑或亏损为普遍现象，数量达到17家，占比超七成。同时还有多家挂牌新三板的公司已处于退市状态。

以拥有孙俪、刘诗诗、赵丽颖等明星股东的海润影业为例，该公司此前挂牌新三板时曾因拥有诸多明星股东而星光熠熠，但自今年4月1日起，海润影业却戴上了“ST”的帽子，这意味着该公司存在退市风险，这一切均源于该公司的2018年年报。数据显示，2018年海润影业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4807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海润影业的累计亏损额已达1.18亿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则为-2449万元。

海润影业只是业绩下滑或亏损的“明星股东”公司之一，范冰冰曾位列前十大股东的唐德影视，也是关注的焦点。

4月29日，唐德影视对外公布业绩数据，不仅2018年出现上市首亏，亏损规模达到9.27亿元，2019年一季度该公司仍继续处于亏损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唐德影视近一年里因明星而陷入不小的风波，市值缩水超50亿元。更令人关注的是，2018年底还以持股1.61%位列唐德影视第八大股东的范冰冰，却在2019年一季度消失在前十大股东之列，这引发业内的种种猜测。

为具体了解2018年的经营情况以及明星股东对公司的发展影响，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海润影业等公司，截至发稿时尚未收到回复。

泡沫

“明星股东”最初风靡的原因，离不开明星自带的社会影响力，以及该身份角色与相关公司的契合性，尤其是影视、演艺、音乐等文化娱乐行业公司，拥有较多的明星股东。

新元文智创始人刘德良表示，明星入股主要发生在2015年之前，一方面，对明星来说，资本操作来钱更快。另一方面，影视公司也欢迎明星入股，不仅能降低片酬，在找投资的时候还能拿明星说事。

在多家“明星股东”公司中，不少明星股东均与相关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者可优先与明星进行合作。以幸福蓝海为例，吴秀波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而招股说明书曾指出，吴秀波与幸福蓝海签订了《合作协议》，同意在符合其发展规划的前提下优先考虑幸福蓝海制作的电视剧项目，为幸福蓝海的电视剧项目提供专业建议，并推荐优秀的演艺人才。

但“明星股东”带来的高溢价与泡沫也令市场警惕起来。暴风集团曾计划收购稻草熊60%股权，收购金额高达10.8亿元，涉及到包括刘诗诗、吴奇隆、赵丽颖在内的多位明星，且稻草熊的估值增值率高达3881.53%。这一情况引发业内包括监管部门的关注，最终该笔并购案以失败结局，这被外界解读为监管趋严，并剑指明星公司并购泡沫。

随着市场趋于理性，“明星股东”的声音渐渐降低。“2018年之后明星股东的声音就很少了，资本对明星不再那么感冒，影视公司上市也过了高峰期，明星的重要性降低了，风险依旧很高。”刘德良表示。

风险

曾经走在星光大道上的“明星股东”公司，如今普遍出现的业绩下滑，虽然也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包括影视在内的多个行业自去年以来便调整不断且竞争加剧，但同时也证明了明星入股对公司是一把双刃剑。

在从业者看来，假若明星的品牌影响力能够帮助提升相关公司的核心业务，通过明星加盟入股，公司也有一定机会实现业务发展，但如果明星资源附加值与公司本身的业务关联度相对较低，则需更加谨慎地判断。与此同时，一旦明星入股，该公司在品牌知名度实现提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用放大镜进行审视，这就对公司的经营情况、业务发展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以影视行业为例，去年的税务检查以及愈发严格的市场监管，令影视行业迎来一次大地震，不少影视上市公司的股价也纷纷下跌。而在众多公司中，唐德影视计划在2018年推出的重磅作品《巴清传》至今尚无下文，这带来的业绩影响也不可小觑。

唐德影视曾对外表示，受主要演员社会舆论事件影响，公司投资制作的电视剧《巴清传》未能在2018年度实现播出。虽然公司从未收到主管部门关于限制播出该剧的书面通知，各购片方亦从未向公司提出更改或撤销合同的书面请求，但鉴于该剧能否播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针对该剧确认的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减值损失，上述事项导致公司利润总额减少约5亿元。

那么，未来“明星股东”的模式是否会就此一直低沉呢？北京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认为，“明星股东”并不会就此消失。明星入股，更多的是明星在单纯演艺业务外的一种尝试，有人成功，自然也有人失败，“成败与否的关键还是在内容、项目，这种模式本身并没有多大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杨海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