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落下帷幕。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700多亿美元的签约额，还有弥漫于整个大会期间的改革味道。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越是蓬勃向上，人们对于打破其中桎梏的期待就越是强烈。

成绩要说够，问题要讲透，才能被称为辩证法。中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正在驶入快车道，能够吸纳大量就业的服务业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定心丸。但我们的差距也是肉眼可见的，不仅体现在统计数字上，也体现在开放程度上。事实上，我们念兹在兹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服务业的开放，丢掉包袱，轻装上阵。

过去40年，中国从全球化赚得的最大红利，就是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对内是制造业开放程度远超服务业，对外则是货物贸易独大。对服务业的管制和垄断，使得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长期徘徊于一个低水平的供需平衡上，也就是价高质次，进而也使得服务贸易先天不足。

我们从“制造立国”走向“服务立国”，并不是要将这两者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做大做强服务业，是为了提升传统制造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一个强大的服务业，与作为支柱的制造业是水涨船高的关系，而非此消彼长的关系。

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是发达国家普遍遵循的路径，随着分工的日益精细，随着中产的逐渐壮大，以前围绕着工业布局的服务业，成为独当一面的GDP诸侯。这个时候，如果大量要素资源继续沉淀在附加值边际递减的工业部门，国民经济就将面临双输：服务业供给不足无法成为消费池子，制造业产能过剩迟迟不能市场出清。

服务业和制造业匹配着不同的顶层设计，我们在土地、财税、金融等一系列制度政策上仍然是粘住“投资”，而非“消费”黏性。这就使得服务业难以主导产业转型，起步虽很容易，中途就不免“浪遏飞舟”。特别是，相对于制造业的“皮实”，更加拼创新和创意的服务业是个奢侈品，对市场环境的温度异常敏感，需要量身打造，细心呵护。

因此，当前全面深改的核心其实就是服务业，一词以蔽之，就是开放。这个开放，不仅是对外国资本，也是对民间资本；不仅是市场的开放，也是政府自身的开放，后者要从投资型政府的强势角色，开始习惯服务型政府的温润角色。当然，这并不容易，但却是必须要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