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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要不要将市场进行到底?

出处:特刊 作者: 网编:张兰 2016-08-08

市 场

关键词解读

市场一词起源于古时对固定交易场所的称呼,如今说到市场,特别是国企的市场之路,更多的是在探讨遵循市场规则的精神,将盈利、创新等囊括其中。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形容,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而国企则需探讨,如何摆脱官腔和衙门作风,尽快握住市场的手。

观点碰撞

市场VS垄断

在土地市场上,只要是优质地块,一般的民企开发商根本没办法同这些国企和央企“叫板”。

市场VS靠山

在国有三大航巨亏时,政府先后给国有航企注资,力挺国企的背后,是为了保障更多乘客的出行安全。

市场VS包办

兼并重组本是常事儿,但是亏损巨大的国有企业最后把盈利的民资给兼并了,就值得探讨。

市场VS责任

面对不够市场化的指责,国企也有委屈,必须背负创造就业等多项社会责任,让国企难以轻装上阵。

在商言商,凡企业都需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但肩负公益属性也是国企当仁不让的责任。双重身份叠加各种使命,让国企发展过程中往往顾此失彼。政府主管部门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在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中提出,将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来进行管理,但不管哪一类,都要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可见,国企如何走市场之路虽然是老话题,但在国企改革加速推进的当下更值得一辩再辩。

国企自诞生起就背负使命

去年,国企改革“N+1”方案基本敲定,顶层设计已定,巨变已势不可挡。近期,国企改革更是疾速前行,今年7月底,酝酿多时的央企重组方案终于落地,该政策因触及多方利益,曾被称为是国企改革N个配套方案中最敏感也最受期待的一项。在国务院印发的《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圈定电力、钢铁、航运、建材、旅游和航空服务等十多个行业为重组核心领域。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央企并购重组浪潮即将掀起。

此外,7月14日,第二批国企改革试点名单也揭开神秘面纱。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介绍,国企改革试点工作全面铺开,本次国资委将围绕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中央企业兼并重组、落实董事会职权等7个方面开展试点工作,涉及18家国企。其实,无论是央企重组,还是国企改革试点扩围,都在围绕“市场”这一主线做文章。

对于国企存在的意义,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撰写《“两条腿”的中国比西方跑得快》一文中提到,“中国作为‘东方巨人’有‘两条腿’,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就是比有一条腿(私人企业)的美国走得要快,走得要好”。

但美国荒诞新闻学教父亨利·汤普森曾说:“一个时代的能量会在一阵耀眼闪光之后趋于清晰”。进入21世纪以来,当背靠政府大树、坐拥垄断资源的国企越来越强壮,民资除了抱怨自己的弱势地位以外,根本无力与之抗衡。谁都知道,一个人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如果国企继续依赖垄断挤压其他非公经济,那损害的将是整体国民利益。

更有一众经济学家认为,国企天生就有无法回避的道德风险,国家作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进入市场,讲到底有携带行政权力、国家信用,强势与民争利的道德风险。于是,在国企改革中,角色的敲定首当其冲,也只有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后,国企才能在公益和逐利之间做好舍与得的权衡。

国企的定位之争

值得关注的是,在国企改革方案中提出,要按商业类和公益类的分类方式将国企进行大调整,在分类基础上进行资产剥离和重组。这样的改革思路无疑剑指长期以来的国企定位模糊、职责不明等痼疾,但可以预料,市场化之路始终不易。

“怎么做都不对”,这是近年来许多国企同样的感受。不赚钱被指“效率低下,国企未能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盈利了被质疑“国企不能光顾着赚钱,提供公共服务更重要”;高薪引入职业经理人会被抨击“国企高管工资怎能这么高”;工资不拉开差距也会被批评为“大锅饭,缺少激励机制”,甚至连做慈善也有可能挨骂“不计盈亏,只顾着为自己赚声誉”。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曾出现多次知名的论战,包括“郎顾之战”、“林张之争”等,也进一步折射出外界对国企角色看法的巨大分歧。曾经在“抓大放小”思路下,大批国企特别是地方性国企,通过出售或MBO(管理层收购),变身民营。然而,业界很快对此举是否导致部分国企资产被侵吞的质疑声渐起。直到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直指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使用多种伎俩,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赚足眼球的“郎顾之争”也再度掀起各方对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

相比“郎顾之争”,“林张相争”是更纯粹的学术探讨。2014年,国企发展陷入迷茫,林毅夫力挺政府做的95%都是对的,否则中国没那么大成就,而张维迎则力主市场万能,政府最好别干涉。“国企的大量存在,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态。”这个判断,张维迎一直坚持。“政府给国企大量补贴,一些民企潜能又不能很好地发挥,整个税基又缩小了。”所以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国企的大量存在其实削弱了政府的力量。

可以说国企的问题焦点不是优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技术方案,而是国企,尤其是央企和全社会的关系如何调整的哲学问题。因为国企和央企利益的不断增加,以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可并不代表全社会,尤其不代表国民从中也相应取得同步增长的利益。事实上的情况有可能还是相反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实现了国企分类管理,但一些在“公益”和“市场”边缘“打游击”的庞然大物,绝非靠把它们归类为“公益性”企业而会具有真正的公益性。在现实中,中国公众更多感受到的是这些企业因里外通吃而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弊端。虽然国企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但关键性的定位问题仍将是长期争论的议题。

央企拿地推高房价

资金实力雄厚的央企国企成为土地市场上的“主角”

2015年10月下旬以来,北京、南京、杭州、佛山等多地拍出多个地王,继2012年房企疯狂拿高价地之后,土地盛宴再次扑面而来。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土地市场价格被不断推高,资金实力雄厚的央企国企则成为了土地市场上理所当然的“主角”,也无疑是最大的赢家。

于是有一种观点直指,央企地王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挤对了民企生存空间,难以保障房地产市场化程度的推进和提高。在一次房地产会议上,“央企和大国企资本‘垄断’将使中国房地产失去生机和活力”,被列为一大议题。

持上述观点者言之凿凿,在土地市场上,央企和国企的财大气粗让民企根本无力与其竞争。深圳一位民企开发商称,只要是优质地块,除非十分有实力的民企,一般的民企开发商根本没办法同这些国企和央企“叫板”,因为“他们竞拍时举牌根本就不眨眼”。

不过也有不同声音认为,央企拿地参与土地竞拍本无可厚非,在平等的市场规则下,也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看央企,更重要的是,36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国企为主力。另外,房地产行业本就是资金密集型,优秀民企资本运作并不比央企差,否则不会有今天的万达、恒大、SOHO等。事实上,正是大城市“地王”地段的开发成就了很多民企,但没有人指责他们挤对了谁的生存空间。

国有航企巨亏国家来补

2008年毫无疑问是航空史上黑色的一年,如果要提炼出一个关键词,无疑是亏损。当年,中国最大的三家国有航空公司均创下了各自的亏损新高,还联手创下了279亿元的集体亏损纪录。

三大航空公司去年的巨亏,主要受累于灾害频仍、需求疲弱的外部环境,但公司内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果能早一些开始控制成本,尤其是放缓运力增加的节奏,如果能在燃油套期保值上更全面地考虑风险因素,也许最终的业绩不会如此糟糕。

更重要的是,当年航空业的亏损还引发了国进民退潮。在国有三大航巨亏后,为了保障航企的平稳运行,政府先后给国有航企注资,相比之下,同样遭遇经营困难的民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航空市场持续低迷之时,国内民营航空由于竞争中缺乏资源优势和资金之困,相继陷入危机,国内航空业显现出“国进民退”大潮。

一时间,东星航空破产;鹰联航空获川航注资,成为国内首家改姓“国”的民营航企;亏损严重的奥凯航空也在寻求天津市政府注资。这让很多民营航空纷纷大呼,原本已经拥有航线、时刻等资源优势,亏损时还有政府这个靠山,国有航企在市场竞争中可谓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样的悬殊待遇让民资只能夹缝生存。当然也有人直指,民航是国家战略产业,力挺国企的背后,是为了保障更多乘客的出行安全。其实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公众所期待的,无非是让国企更有效率地运行。

盈利民企被亏损国资兼并

在市场经济中,兼并重组是常事儿,但是亏损巨大的企业最后把盈利的企业给兼并了,就值得探讨。几年前,日照钢铁被山东钢铁集团兼并曾在山东钢铁行业内引起轰动效应,当时,山钢集团半年亏损12.85亿元,而日照钢铁集团同期利润达到了20个亿。

按理说,日照钢铁兼并山东钢铁好像更容易让人理解。但是结果却是:弱者吞并强者。当时业内普遍认为,山东钢铁集团是国企,这起兼并案背后似乎正是“婆婆们”坚决的态度在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其实,山东钢铁对日照钢铁垂涎已久,但由于种种原因,并购日照钢铁的过程颇为不顺。赚钱的日照钢铁一直排斥山东钢铁的收购,在有关部门的强力主导下,这宗生意才得以完成。

如果从产业布局来看,山钢集团生产基地都处于内陆,按照钢铁产业的发展趋势,布局沿海将很大程度上节省成本。所以山东钢铁强调与日照钢铁的资产重组,对于加快日照钢铁精品基地的规划和建设,促进山东钢铁产业调整振兴,打造以日照精品钢铁基地为重点的鲁南临港产业带举足轻重。不过,这起并购也引发一大话题,在市场化的道路上,政府包办的拉郎配是否合适?强扭的瓜会甜吗?市场与政府到底谁说了算呢。

中铝巨亏不敢裁员

面对不够市场化的指责,其实国企也有委屈。曾多次戴上亏损大王帽子的中铝,碍于国有企业身份无法轻易裁员,只能采取降薪来应对经营环境恶化。可以说,必须背负创造就业等多项社会责任,让国有企业难以轻装上阵。

一个200万吨的氧化铝厂,民企1000人,中铝是1.2万人,其中科级以上干部就有1000人。在效率上,民营企业比中铝有明显优势。更重要的是,在危机中,受制于体制要求,我国国有企业普遍采用“降薪不裁员”的手段削减开支。不过,国企不裁员的方式效果并不理想。中铝基层的一个操作工,月薪2000元,但在民营企业,好的操作工月薪能拿到七八千,于是,好的技术工被挖走了,差的还留在这儿。没有技术还懒的人是不愿意出去的,或者一边在国企混着,外面再找一个兼职,总之,工资太低,谁也不愿好好干。

在中铝巨亏中,还反映出了另一大问题,“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国企的反应太慢。一个决策做下来,经过各种评估、走完各种程序,最好的时机已经没有了。民企就不一样,老板一个人拍板就能定下来,但在国企,谁愿意拍板去做一件事情呢?因为谁也不愿意为它负责任。有时候不是你不想做这件事,而是体制上的一些缺陷让你做不成事儿”。一位中铝内部人士曾剖析,这样看来,市场化之于国企,确实是必须走上的道路。

他山之石

目前,我国国企改革已瞄准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淡马锡控股公司是一家新加坡的投资公司,新加坡政府财政部对其拥有100%的股权。由于该公司自1974年成立起到2004年9月期间从未公布过财务报表,曾被认为是新加坡最神秘的企业之一。

淡马锡控股公司掌控了包括电信、航空等几乎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主宰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

淡马锡职责定位是履行“商业公司的所有者责任”。用中国的语境来说,它天生的职责是实现“政企分开”。在新加坡,对于国有企业的定位为“政联企业”,即与政府关联的公司——国有企业往往负有多重目标、多重任务,但是新加坡政联企业的目的就是盈利。据公开资料显示,淡马锡的董事会成员产生过程应该是:董事会的领导力发展与薪酬委员会提名-董事会批准-财政部任免建议-(内阁)建议经总统批准(或否决)。

风云人物

生来奔走万山中,踏尽崎岖路自通。“与国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荣融被任命为国资委首任掌门,他所面对的是既要管好近15万户国有企业、近20万亿元国有资产、4000多万职工,还要重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新体系等诸多挑战。

在李荣融的带领下,自2002年起的十年间,央企通过整合重组,最后集中为100多家。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但历史为改革者设定的命运颇为相似:在得到一部分人全力支持的同时,也会遭到另一部分人的质疑。曾做了八年国企“老板”的李荣融,其为央企设计的发展路径就始终未能远离“垄断”、“国进民退”等批评。

“霸气”的李荣融曾说,“总是有一股势力,国企穷的时候骂人,说我们把国企搞亏了,现在国企盈利了,他们也骂,说这是垄断。所以我对央企领导们讲,不管人家怎么评论,关键还是要(盈利)有钱,有钱就是我厉害。”所以,李荣融可以说是国企市场化运营的探路者,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国企是否有更合身的定位以及运营模式。

国企需激发竞争斗志

公益还是逐利,靠政府还是靠竞争,国企到底如何发展壮大呢?对此,国内不少专家呼吁应学习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激发国企市场竞争的斗志。

不过,有业内分析人士指出,新加坡面积小,市场单一,而中国国有资产规模庞大,国情复杂。在中国国企中,经营权和所有权尚未分开,一权独大的局面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缺乏“淡马锡模式”得以实施的基础。

其实,淡马锡的核心经验是较好理顺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服务与引导作用。总体来看,如果能够处理好政府的角色,就能让国企在市场上摆脱“有后台、没能力”的尴尬处境,公益性和营利性也并非水火不容,前提是必须还利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