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一届京交会亮相之时，中国经济还没“破7”，TPP还很小众，虽然我们阔谈“服务立国”，但大家也并没有觉得旧常态多不好。社会心理大抵如此，没有真正的危机意识，就没有真正的行动意识。

四年时间一晃而过，中国经济已被“权威人士”定义为不是一两年就能过去的L型。如今，旧模式后路几断，滚雪球般的投资-信贷-债务让人心惊，新经济如果不在窗口期爆发，我们将输掉这场与泡沫的赛跑。

经济增长无非是三个优势的折现，即成本优势、创新优势和资源优势。中国经济的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创新优势又没树立起来，所以被迫在L型徘徊。在这个背景下，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已经不是鱼和熊掌能否兼得的问题，而是能否抓住稻草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制造业在任何时候都是国民经济的柱石，走向“服务立国”绝不意味着丢掉制造业。但我们的问题在于，制造业沉淀了太多的资金和人力，变得过剩、低效、递减以及市场失灵。这些资金和人力，原本是可以转移到服务业的，但因为经济结构的扭曲，或被阻挡，或畏葸不前。

服务业之所以很难，在于它不粗放，它所要求的法治、产权、创新、知识，都是对环境敏感的易碎品。它虽然自带指数效应光环，但同时也不会是机械的1+1=2。

虽然困难，但我们依然有很大机会走向“服务立国”。从自上而下的角度看，政府全力进行深改，旨在减税降费放权让利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在为服务业提供新的制度供给，为服务贸易在世界范围的竞争提供制度红利；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看，中国已孕育出上亿的中产阶层，在旧模式里，他们是住房、汽车和大件消费品的主要购买者。在新常态中，包括教育、金融、健康、文化、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也将锁定他们。事实上，中产阶层既是个性化、创新型服务消费的买单者，也是这种服务的创业供给者。

当下，中国经济被两股力量牵引，扯向不同的历史方向：一个是资本仍在过剩制造业、房地产、金融市场和垄断产业之间兜兜转转，避“实”就“虚”和渡口经济特征愈发明显；另一个是资本从低回报率的制造业涌入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泡沫破裂前将泡沫消化。前者，将把我们引向“中等收入陷阱”，而后者，则是我们进入新常态的“窄门”。

时间窗口仍在，但常识告诉我们，它不会一直敞开。对内发展服务业，对外提升服务贸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