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间文物的价值开始逐渐被发现。在缺乏资金和政策扶持的条件下，这些流散在民间的文物并没有被遗弃，而是得到了民间专家和社会团体的保护、研究和传承。但民间的力量毕竟是相对松散、薄弱的。那么，如何把民间的力量集中起来，逐步去引导、完善文物市场的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创立已逾十年的中国古玩研究院就在做着这样的努力和探索，中国古玩研究院院长宋建文认为，民间文物是中国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有文物共同组成文物的概念，理应得到正确而公平的对待。起码来说，两者是一种互补或并行的地位。同时，民间文物专家和研究人员的力量也需要不断扩大。

现实问题是，最初做古玩的很多都是生意人，他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经营，对于古玩艺术品背后的文化内涵研究不够。不可否认的是，在市场“真金白银”的考验下，他们鉴定真伪的眼力丝毫不逊色于业界专家。然而，他们鉴定文物基本全凭感觉和经验，知识和资料研究不够系统，缺乏深度，甚至缺乏规范的研究办法。另外，民间文物专家的水平参差不齐，比较零散，一直未能抱团形成更大的力量。

“把古玩圈里眼力好的人才组织起来，形成古玩研究的队伍”，这是宋建文做中国古玩研究院的初衷。在他看来，目前正是古玩研究院发展的契机。近年来，古玩市场发展遇到瓶颈，若想寻求出路就需要研究古玩市场的规律、研究古玩本身的文化内涵。

市场开放这么多年，已经把民间文物推到了比较高的位置。拍卖市场、古玩城等交易的都是民间文物，民间的市场行为也对文物的保护、传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家文物系统的专家也开始认识到，民间并不是没有好的文物精品，比如2.8亿港元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3.48亿港元的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

俗语说“术业有专攻”，但在市场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一些文博专家无序、跨界鉴定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造成文博机构的公信力危机。对此，宋建文表示，市场出现乱象主要是跨界鉴定，每个专家所擅长的领域都是有限的，什么都能看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国家文博专家与民间专家的研究对象不同，所擅长的领域不同，市场鉴定并不是国家文博专家的特长，民间专家去研究国有文物也不行，两者只能互相补充，不能替代。

“这一问题跟政策也有关系，比如《文物保护法》针对的是国家文物、出土文物，并不适用于民间文物。同时，文物的确定和划分过于宽泛，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指导意义。蜻蜓点水解决不了具体问题，未来要实现专家鉴定领域的细分化，只有厘清这个关系才能真正完善文物鉴定队伍，学术研究也能系统起来，但这个工作需要时间逐步去引导和完善。”宋建文表示。

人物对话

人才是古玩研究院的核心

北京商报：在您看来，中国古玩研究院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宋建文：民间文物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民间文物整体影响力的提升，而且更适合中国古玩研究院来做。我们目前主要有四项服务项目，即课题研究、专业培训、资质认证和研究成果推广。对于研究院来说，最为核心的就是研究员，所以会通过聘请客座教授、培训选拔等多种方式进行遴选，希望不断完善古玩研究院的人才梯队，也会定期要求推出一些研究成果，以此来活跃、锻炼古玩研究院的队伍。

北京商报：与其他培训机构相比，中国古玩研究院的优势是什么？

宋建文：中国古玩研究院最大的优势，首先就是全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的资源依托，我们能够邀请到业内顶级的专家进行授课，师资力量非常系统，不少客座教授都是故宫专家，学员也大都是对古玩很有研究的人物。与一些社会所办的培训机构不同，授课内容不是泛泛而谈，不是那种提高鉴赏能力的美育课，而是真正教学员如何鉴定。与外地的培训机构相比，中国古玩研究院的优势更加明显。

通过考试后，除了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文物艺术品鉴定师、评估师、经纪人资质证书，学员还可以领取中国古玩研究院的结业证书。参与全国民间文物专家高级研修班的学员将有机会成为中国古玩研究院的研究员，后期不管是培训出书，还是推广研究成果，都能够与古玩研究院的项目结合起来。

北京商报：未来还有哪些计划在筹备中？

宋建文：未来要做的就是尽快完善古玩研究院的人才梯队，通过一些项目不断磨合，真正培养一批能够促进古玩研究纵深发展的人才。明年初可能会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比如以地方分卷、行业分卷、民间博物馆分卷、研究成果分卷来呈现的《民间文物大系》，这是首次对民间文物进行的全面而系统地梳理，将为民间文物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