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职业打假的利益动机无须回避

　　记者：现在您的打假维权事业是什么样的布局？

　　王海：我们在北京、广州、杭州等地都设有办事处，现在主要有两部分事情，一部分是非盈利的项目，又分为两块，其一是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研究社区治理还有业主培训，帮助召开业主大会；其二是“王海热线”，反欺诈反垄断反歧视，做一些公益咨询，还有给消费者做一些代理案件，比如我们今天刚刚在南京起诉了苹果公司，苹果店里卖32G的产品实际只有8G。这其中会以收取相应的律师费来支撑。还有一部分是公司，做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其他不正当竞争，帮企业打击造假窝点。

　　今年我们计划完成300多个案子，但很多事情我已经不出面了，有公民价值的时候我才会出面。

　　记者：从事职业打假17年，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王海：纵览17年主要有两个变化，一个变化是中国的产品合格率提高了，一个是打假市场大了。为什么中国市场产品合格率提高打假市场却大了？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很大程度上合格率提高是建立在降低标准上的。以前产品老是不合格就搞免检，企业花钱办免检，现在产品不合格就降格。但是欺骗行为越来越多，因为企业对于检测机构就是客户，这样检测机构一般要出两份报告，一份是真报告，给企业来了解自己的情况，另一份假报告是用来忽悠消费者、商场、监管机构的，所以现在欺诈行为越来越多，打假市场因此也就越来越大了。

　　记者：面对这样的现状，您作为一个打假人，维权人有没有尝试过去改变这种现状？

　　王海：我们一直是在努力改变，不停地提交各种建议意见啊。最近的建议是建立分享罚款的制度，同时建立收到举报有回执以及处理结果要抄送制度。但是我们知道实际操作中很难获得回应。尽管这样，作为一个公民，从建设性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即便是意见建议一时半会得不到采纳，不停地去提，总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正面的推动或者是促进。

　　我们计划搞一个自己的消费者组织，然后建设自己的检测中心，开办自己的媒体，然后来通过我们的工作来增加消费者的知情权，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公民结社权还没有落地，很难注册。现在我们在寻找相应的资助再进行筹备，不排除先以公司的形式开办起来。

　　记者：个体和组织进行对抗，这17年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17年的打假维权经历，赢得多还是输得多？

　　王海：这也是性格使然，我就是喜欢挑战、好管闲事这种性格。朋友评价就是比较直的一个人。实际工作中发现这个事情蛮有成就感的。

　　输赢比例还没有认真做过具体的统计，但99%以上都是赢的。首先，80%都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都已经通过私了解决了，经过法院的很多又被调解了。总量上来说赢得多输得少，但是媒体见报来说经常会有挫折。很多案子我们去维权，都是明摆着的造假，肯定要输。

　　最大的障碍是在维权过程中经常会发现对抗的地方政府，政府和开发商、企业站在了一起，会有无力感，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个体和组织的对抗，所以抱着赢了是侥幸，输了是意外这样的心态就容易平衡。

　　记者：做这项工作最大的体会和感悟是什么？

　　王海：就是消费者没法行使话语权啊，这种欺诈行为会拖垮中国的经济。我的博客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如果欺诈行为这么放任，各种行业中国的企业都不可能具备定价权。因为消费者没有话语权，消费者不可能和经营者有正常的博弈，企业的精力和资源就很难倾向于创新和质量提升和管理，养成一种惰性或者习惯，很难在国际市场上有地位。电视、电脑等高技术类产品也一样，中国企业更多的是代工、组装，中国就很可能沦为给别人打工的小弟。永远不可能有崛起的机会，靠着资源贱卖和欺诈消费者，在国际上一点地位都没有，导致目前这种格局，就是骗子挣得多，垄断的挣得多。

　　记者：打假维权的时候是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多一些还是社会利益的动机多一些？

　　王海：都有。个人利益动机肯定不能回避也不需要回避，因为本身利益驱动是推动国家体制机制趋向完善必须面对的问题，利益驱动不是坏事，是非常正常和正当的，中国人这种观念需要扭转。不能说是有个人利益驱动就不好了。而且利益驱动是一种正向的激励机制，这才能促进社会和国家正常发展。

　　记者：您如何看待职业打假人这个行业？

　　王海：职业打假人是好事，这是一种制度设计，个人打假给国家增加了一项免费福利，相比工商、质检、公安等部门的打假，个人打假是不需要付出国家成本的，不花纳税人一分钱，这本身也是公民维护国家利益检举的一个义务。

　　商报记者 张慧敏/文 暴帆/摄

王海简介

　　1973年出生于青岛的王海，17年前因维权“一炮走红”， 成为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所设“消费者打假奖”的首位获得者，此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职业打假的标杆人物。如今年近四十不惑的王海，已拥有多重身份，一方面，作为北京大海商务顾问公司总经理，善于运用商业的手法为企业做维权；一方面，作为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坚持非盈利性，维权的触角延伸得更广泛。

　　说起打假，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个总是戴着一副墨镜出现在维权场合的“中国第一打假人”王海。如今，将打假作为职业并在这条路上坚持了17年的王海，原本敦实的身材已经稍稍发福，除了岁月在他额头刻出的三条皱纹之外，看不出是一个马上步入不惑之年的有着17年一线打假经验之人。

　　1995年从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价值170元的假冒索尼耳机开始，山东青年王海开启了自己的职业打假“元年”，全国消费者似乎也通过王海的故事在一夜之间拉近了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距离。17年后的今天，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中年王海不仅依然乐在其中，还将自己的打假事业演绎出了更多的标签。

　　现在的王海，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多地开设了打假维权顾问公司并担任执行董事，同时也是多家非盈利组织的组织者或发起人之一。王海一方面在用商业手段来帮助企业或个人解决欺诈侵权等社会问题，一方面通过“王海热线”网站发布警示信息、提供义务维权咨询进行非盈利尝试。

　　王海17年来一直都是公众人物。但相比起1995年王海打假“一炮而红”之后，媒体密集关注王海并掀起“王海现象”的讨论热潮，2000年之后王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开始被渐渐遗忘。

　　如今，借助最新的自媒体工具，王海在新浪、网易和腾讯都开设了自己微博，并不时发起对各种公共话题的讨论，并不定期发布一些对消费者的忠告。在打假维权界他依然是意见领袖。

　　王海说：“实际上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在做维权打假，2000年之后更多地倾向于为企业做维权，受到一些企业客户的要求，为了不影响消费者对正牌产品的恐惧，我们做事开始低调。”

　　关于各界对王海的评价，有人说他是“打假英雄”、“脚踏实地的爱国者”，有人说他是“黑吃黑”、“刁民”等等。王海觉得，获奖等一些正面的鼓励已经过去，他可以淡然视之，但是一些恶语中伤的人身攻击却常常使他感到恼火。他说他从来都不否认自己及团队在打假中的功利性，但是从打假的结果来看，没有人能否认对社会带来的正面价值。

　　打假人王海用这样一种职业同时实现着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动机肯定不能回避也不需要回避，因为本身利益驱动是正面的激励机制，是走向国家走向完善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打假动机中的功利性并不抵消结果的公益性。”王海说。

　　在名人效应的带动下，王海的顾问公司在业内已经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他告诉记者，很多侵权大案的前期调查自己的团队都参与过。“你可以把我们的这项工作也理解为侦探。”

　　17年来，王海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打假市场越发看好。在他看来，尽管中国整体的质量环境在改善，但打假这个市场反而大了。“商家的欺诈行为并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减少，打假还有市场。”

　　刚刚进入3月，王海团队今年的打假维权案件计划已经超过300件了。“预计到最后还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