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3·15”特刊的主题定为“明德·厚德”，前者语出《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后者出自《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个词语交集在“德”字。何谓德，四面八方的道路，对于该走哪一边不迷惑、不彷徨，这是“德”字的甲骨文本意。

　　市场经济中，企业亦置身于四面八方的道路，在各种惟利是图的指路牌中，惟有秉持心中的道德律令，才能做到不迷惑、不彷徨。重视德行，不仅是为了修身齐家，同时也是企业家手持市场之剑治国平天下的真气所在，真气若是散了，手中的市场之剑就会乱砍乱杀，伤及无辜。

　　一段时间以来，困扰中国市场经济的失德现象有动摇我们改革共识之虞，企业和消费者有上演“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势。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劣币”横行，道德之光黯淡。“所有商业都是罪恶的。”历史深处，仿佛听见亚里士多德的笑声。利己而利所有人，这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告诉我们的金科玉律，为什么却经常有人跑偏？

　　拔剑四顾心茫然，救赎之道在何处安放？

　　作为经济学家，斯密以《国富论》成名，而作为哲学家，斯密更以《道德情操论》鹊起，并成为其一生最耗心血的著作。在《道德情操论》里，斯密言辞殷殷：一个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观念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

　　同一个作者的两本书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前者说自私是个好东西，后者说只有自私不是一个好东西。《国富论》高举人追求物质生活的“利己”天性，《道德情操论》褒扬人追求精神世界的“利他”天性，矛盾吗？矛盾就是对立统一，两种天性，两个逻辑，因为人同时兼有理性和情感，反而殊途同归，“本我”与“超我”的相互吸引，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自我”。如果只是“一切向钱看”，《国富论》横扫《道德情操论》，将是道德的滑坡，而市场的繁荣也终究不过是一场虚假繁荣，交易成本攀升乃至无法承受，最终交易崩溃，市场失灵。

　　这样的思想在东方也能找到注脚。“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的名著《论语与算盘》认为，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致富只有在道德的约束下，才能一直致富下去。经济与道德统一，也就是“为富且仁”，是作者想要表达的经济哲学。正如《论语》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英雄所见略同，不分东西方。

　　企业家应该流着道德血液，否则会被惟利是图的欲望吞噬，就像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所写的那样，“眼看他盖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理性人是个伟大的假设，但理性人假设如果无节制透支，势必让市场道德血液出现“贫血”。企业经营都需要获得商业执照，然而在每个企业家心中，同样需要获得一张“道德执照”，左手《国富论》，右手《道德情操论》。

　　其实，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家的道德标准不是高大全那样让人高山仰止，无须向圣人看齐，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君子为标准即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最怕的就是小人思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不管自己的决策是否对公众健康、生态环境、社会责任造成怎样的损伤，为此不惜践踏法律。

　　企业的道德责任很简单，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先独善其身，在此基础上再兼济天下。何为分内的事情呢？合法经营，诚实劳动，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为自己创造财富。重视劳动安全，保护生态环境，这都是对一个企业内在的道德要求。只有这方面做得很好了，才有可能说去扶危济贫，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不能说一边海里漏着油，一边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说自己捐了多少慈善款，对口支援了多少贫困县，这其实不是道德的军功章，而是遮羞布。

　　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企业都是市场道德的建设者，谁也无法成为道德共同体的逃兵，因为市场经济将企业连成一片大陆，没有谁是孤岛，可以超脱于整个市场信誉而安享自己的纯粹信誉。任何一个将明德、厚德奉为圭臬的企业，这个世界将会因你而变得更好一点。恰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过草俯首。每个企业都守住自己良心与道德的主权，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企业家的使命。德不孤，必有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