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京城诞生的第一个个体户算起，20多年以后，刘桂仙刚开张的4只鸭子变成千万资产，她还坐上了“奥迪”，在京郊盖了座仿古的四合院。柳传志没等到退休就圆了自己买辆三轮车和太太拉手旅游的梦想。无论是体制之外的普通人还是主动走出体制的社会精英，通过创业他们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成了一个时代的创富样本。

个体户刘桂仙的“4只鸭子”

“在祖国的心脏，美味的食物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刘桂仙——一个担心儿子未来职业的母亲，在1980年10月刚开张了她的“悦宾饭馆”，而这个只有31平方米的饭馆是20多年来北京第一个私人经营的饭馆，最开始的原料只有36元钱买来的4只鸭子。作为5个孩子母亲的刘桂仙一下子成了北京第一个个体户。

1980年6月21日，北京市工商局发布通知：原来不准经营个体、工商业的待业青年和退休职工，现允许经营。个体户经营范围：除原来允许的修鞋、修自行车、理发、缝纫等行业外，还可经营房屋修缮、擦皮鞋、三轮运输、代写书信、报贩、茶水摊等。

“开始我对该不该申请营业执照拿不定主意，”刘桂仙说。但是，一位在政府工作的老朋友劝她去申请。刘桂仙花了6个月的时间通过了政府拖拉的公事程序，她的店终于在10月7日开业了。

不过，至于创业者自身，和眼下由互联网技术催生的新一轮创业潮不同，上世纪80年代的创业远远没有如今创业者们这般勃勃“野心”，养家糊口几乎成为80年代以社会边缘人为代表的第一波创业者的原始动力。

刘桂仙是因为已经待业两年的儿子才决定自己开饭馆的。多年以后，在被问起为什么开饭馆的时候，她这么说：“嗨，就图把几个孩子拉扯大，让他们吃上饭。”

就在刘桂仙开饭馆的前一年，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供销组长尹盛喜带领20名待业青年，靠借贷的1000元，在前门摆茶摊，卖“2分钱”大碗茶起家。后来他们越做越大，在北京、深圳和海南都建立了公司。2分钱的大碗茶几乎成为改革开放和艰苦创业的代名词。

重新提起“个体户”依然能透射出一个时代所释放出的创富激情。大时代的语境里，“个体工商户”成为我国突破计划经济的藩篱、摸索市场经济的探路者，标志着中国人可以从计划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话语方式中，终于开始能够走向市场经济所赋予的对自身命运的自主。

和如今政府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高度认同不一样，1980年的刘桂仙最担心的还是“政策”会变，自己则被当成“出头鸟”一枪打死。所以，第一笔创业浪潮的这份自主显得小心翼翼。

柳传志“有备而走”

就在刘桂仙开饭店的同一年，在科学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研究的柳传志为了一件自己的称心之作高兴不已。

柳传志曾回忆，“1980年，我们做了一个双密度磁带记录器，送到陕西省一个飞机试飞研究所，用了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但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有别于早前的个体户，以柳传志为代表的科研人员下海显然“有备而来”。他们在体制内拥有一技之长，下海创业并非养家糊口所迫，而是由于体制限制了其专业技能的有效应用推广。

1984年，科学院办科技展览，赵紫阳没有到会，科学院对此议论纷纷。柳传志也琢磨为什么赵紫阳不来看？“我觉得不来的道理是，赵紫阳更重视应用研究，更重视技术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但应用研究怎么能够推广变成产品，我当时也想不好该怎么走，但研究所的路，肯定行不通。”

至于想没想过失败，柳传志说，“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了，还能怎么糟？我真的去做一个一般的干部，我相信我也能做得好。我会分析，要升迁，到底是做事重要，还是做关系重要？”

柳传志领头办公司的背景是，当时中关村街上哗啦一下办起了一片公司，中科院计算所也有人出去办公司，或者给人打工，验收机器，验一天收入三四十元。当时计算所一个月的奖金也就三十多元，这对计算所正常的科研冲击很大。

这一年11月的第一天，柳传志正好40岁，进入不惑之年。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计算所不到20平方米的小平房内，共有11人参加公司成立大会，这些人都符合柳传志“既本分，又能干；既有成就，又不满足；既有忠心赤胆，又有反叛精神”的选拔标准，他们后来被称做“创业元老”。

“体制精英”与他们的企业王国

1993年，北京联想办公室。潘石屹和冯仑坐在一边，柳传志领着他的得力干将们坐在另一边。他们在谈融资，谈合作，谈如何做电脑，谈如何做房地产。两年前，如今享誉商界的地产大佬冯仑也被迫离开了体制。

以柳传志为代表的掌握一定技能的社会精英创业浪潮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达到了高潮。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讲话，是在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社会“精英”和“创业者”生成企业家的配置新轨。一帮传统“士大夫”自觉离开体制，在市场中实现价值，成就“新士大夫”。他们是眼光独到、不满于现状的小公务员、知识分子、精明农民，愿意与命运一搏，或走南闯北经商做贸易，或立足于本地资源，开始了艰苦创业最终建立了自己的企业王国。

1990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先在一家民营教育机构教课，后创办“新东方”；1992年，郭凡生“被下海”，创办“慧聪”；原深圳蛇口区常务副区长武克钢“被下海”，创办“通恒”；山东省沂源县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胡葆森离开河南外贸正处级岗位，创办“建业”……

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或行政官员，或智囊部门研究员，或大学教员。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在科层体系里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局级。

“弃官从商”在1992年已成趋势，与上一代多自乡镇企业出身的企业家相比，这些放弃体制内身份的“模糊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他们对经济问题有广阔的视野，对当时中国最需要什么有良好的感知。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田源、武克钢、 金岩石、胡葆森，为官期间曾到国外访问，对西方市场经济有丰富认识；他们也与仍在政府部门工作、对很多关键性资源握有控制权的旧同事有更好的联络。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决定开始经商时，私人企业在法律上已被容许，所有这些条件使他们相较于之前的创业者有着巨大优势。

和之前的创业者相比，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这拨来自体制内创业者的成功，重要的原因是有制度上的保障公司可以真正私有；再者，他们起初从事的产业都是高附加值的，诸如金融服务、地产、咨询，甚至高科技。“当他们开始从商时，这些部门还不发达，所以十分有利可图。因此他们在几年内积攒了一个普通乡镇企业家或许需要数十年才能积累的巨大财富。”

莎士比亚说：“草木是靠着上天的雨露滋长的，但是它们也敢仰望穹苍。”而在穹苍之上，“同一个太阳照着他的宫殿，也不曾避过我们的草屋”。不管是2分钱的茶叶蛋还是刘桂仙的4只鸭子，亦或是今天耀眼的联想、新东方，阳光所在之处，新的创业者正在撰写新的创业故事。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1985-1995北京创业浪潮 (一)

1980年6月

北京市工商局发布通知：原来不准经营个体、工商业的待业青年和退休职工，现允许经营

1980年10月

刘桂仙成为北京第一个个体户

1984年11月

柳传志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计算所成立公司

1992年1月

邓小平南巡讲话，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1992年

国家体改委出台《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成为中国公司法和合同法雏形

1992年12月

田源成立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1993年

俞敏洪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

1993年底

《公司法》出台，国家在法律层面上终给民营经济留出舞台

1995年

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