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规模实力不断增强，初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文化产业已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取得的进步相比，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却不匹配。首先，我国文化产业集中度不高、缺乏骨干和知名品牌，文化企业呈现出“软小散滥”的状态。以演艺产品为例，我国全部海外商业演出的年收入不到1亿美元，还不及国外一个著名马戏团一年的海外演出收入。

其次，有关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还不完善。一方面文化立法比较薄弱，文化产业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法制保障；另一方面对文化产业的行政管理仍然存在一些体制性、政策性障碍，产业政策还需进一步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最后，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各地相继上马大型项目，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纷纷亮相，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然而，盲目发展、资源浪费、同质化竞争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全国有几十座城市已开工或准备建设大型动漫主题公园或文化主题公园，不少风景区都拟上马大型实景演出，还有的文化产业项目以文化之名搞房地产开发。

目前文化产业面临着转轨，刚刚闭幕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给文化产业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会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把文化产业发展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然而，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必须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李小磊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巡视员

制定普惠政策扶优扶强

“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文化大发展肯定是一种历史的需要。”李小磊透露，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将联合相关部门制定更多的优惠政策，对文化创意产业企业进行扶优扶强。

文化创意产业包含在服务业里，从统计局的数字来说，目前中国的GDP构成中，服务业为43%，发达国家在70%以上，发改委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在服务业的发展规划中，将其在GDP的占比从43%提升到47%。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创产业对社会经济贡献值大幅提升。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值在70%以上，文化创意产业贡献值大概在30%左右。从发展上来说，中国文化产业还是大有余地，空间也很大，但是中国整体国民经济总量很大，人均产值还排在世界100名以外，因此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在文化上‘捧杀’我们，其实我们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很有差距，需要警惕。”李小磊表示。

与此同时，李小磊表示，目前一些政策要想落地非常困难。此前，文化产业司曾联合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了一个有关扶持动漫发展的政策，减免企业赋税，然而，目前这一情况并不乐观，“我们制定的优惠政策规定，如果是国家认定的动漫企业，只要主业达到一定比例，其企业所得税就可以减少15%。然而，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重庆正在进行城乡改革，所有企业的所得税都可以减少15%，所以这一政策对重庆就变得没有意义”。

“因此，我们希望能制定更多具有普惠意义的政策，不仅扶持国有企业，而且扶持所有优秀的企业。”李小磊特别强调，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误读，认为民营企业靠不住，“事实上，我接触的一些做得好的企业，从他们对党、对国家精神的领悟上来看，许多国有事业单位或者国有企业都未必能做得到”。

此外李小磊还指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中最容易产业化的领域做得并不好。他表示，在文化产业中演艺业是短板，而在演艺业中音乐剧是短板，中文版《妈妈咪呀！》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作为国内首个购买国际版权、中国制造的中文版世界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在国内已经演出超百场，票房突破4500万元，成为国内首部以产业化标准来运营的剧目。

“此前，我去看过一个音乐剧《爱上邓丽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但由于它没有驻地演出，演两三天就走了，所以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在李小磊看来，国内并不缺少内容好的产品，但文化企业不懂得营销，也不会宣传自己，是影响其推广的主要因素。

向勇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艺术学院副院长

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文化资源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很多人反映，政策没有给文化企业太多地松绑，也没有给民营企业更多的机会。向勇认为，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由于充满着市场压力具有极大的创造力，能展示出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生产出优质的产品。然而有些关键化资源仍掌握在公共部门，或者是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极大程度地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他举例说，目前电影业看上去似乎私有化程度很高，但是在核心环节，也就是电影内容审查上，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反之，民营企业则在真正地做电影，非常守规矩，不会超越这条底线，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是冒不起风险的。在反“三俗”问题上，正是一些政府主管的电视台让“三俗”有了表演的空间，为社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转轨时期，我们遇到了很多这样的困惑和问题。虽然用市场机制来进行文化资源的配置，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但是，如何配置才能起到公平和效益兼顾的作用，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向勇认为，以前说政府部门是国家公共部门，其实管的仅仅是其下属的几个部门。事实上，政府管的是全行业，进行的是产业规范、产业调节，因此，不管是国有还有私有，都应该最大程度地满足其利益最大化。并不是说博物馆不卖票就是公益部门，那样理解就狭隘了，博物馆也应该有绩效。

“如果用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去评价和考量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手段和政策，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量。”向勇对目前天津文交所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模式就提出了质疑，“这是一种投机行为。如果没有买家，这就是一次作秀，最后只能砸在投资者自己的手里”。

他认为，“我们不能盲目地依靠金融杠杆，放大文化产业的商业价值，且不说几年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其他行业已经出现了”。他认为，目前应当用金融手段去把文化产业的要素集合起来，但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评估机制。

“在经过十几年的文化体制改革之后，未来文化产业到底如何发展，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怎样在国家形象、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作用，都将是我们未来需要探讨的话题。”向勇最后表示。

柏定国中南大学中国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未来文化企业或现GDP焦虑症

柏定国表示，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政府部门对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感到机遇，同时又陷入一种焦虑之中，“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怎样让企业和政府部门都能感觉到机遇的到来”。

“中央提出‘十二五’期末文化产业的增加值要占到GDP的5%，现在是2.8%，实际上稍微计算一下，大致要到5万亿元左右。怎么办？这恐怕在未来完全可能变成一种考核指标，成为一个巨大的压力。” 柏定国十分担忧，未来5年乃至10年，我们国家将由GDP焦虑变成文化GDP焦虑。

对此，柏定国今年在浙江做调研时，已经明显感到企业的困惑。他说，浙江桐庐（分水镇）是全世界知名的纸制业的镇，那里每年生产60亿支水芯笔，为世界人均一支笔，其年工业产值也能达到30亿元，然而每一支笔平均5毛钱的产值，利润非常微薄，但是2000多家企业，数万的从业者都是依靠这个安身立命的，他们很清楚自己该怎样做。

“我们去调研后，有人提出说这个行业利润太薄了，要从制造业转化为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其附加值。说了以后，他们镇长、书记就变得非常惶恐，一天到晚问我们该怎么办。”在柏定国看来，其实这些企业已经做得很好，硬性把很多企业归到文化产业中来，他们反而找不到方向。

柏定国认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地方文化产业可能仍将是一个极其低端的产业。他认为，现在很多文化企业还没有发展到创意这样一个阶段。柏定国把这一阶段称之为“文化资源加工业”。

而对于文化产业的融资问题，柏定国认为，现在很多金融产品太单一，没有考虑到文化产业各种类型的需求。“目前，全国有数万家文化企业，最终几家企业能够被看上？有几家能够进入扶持的圈子？如果太少的话，最后只能变成一种稀有资源，在政府手上变成一种权力。”柏定国建议，未来应建立一种机制，能够让大多数的企业，尤其是生产在一线的企业能够进入这一门槛，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优中选优。

商报记者 姚钰珂/文 暴帆 王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