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各大唱片公司总裁在“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CMIC)正式成立仪式上合影。

　　2008年可谓音乐市场的多事之秋。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前几年火爆的选秀歌手，目前纷纷处于待业状态，内地一家专捧选秀歌手的公司也在近期宣布整体降薪30%。加上此前国际上SONY-BMG、EMI、华纳、环球四大唱片公司（以下简称“四大”）纷纷传出中国区高层离职的消息，紧接着，EMI百代英国区裁员30%，中国区也向外宣布今后将“节流”，不再包装歌手，全力转做发行。

　　音乐市场不景气已是公认的事实，各大公司都在“蜿蜒”着生存，寻求突破。难道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7月19日，唱片协会正式在中国音像协会挂靠成立，似乎是唱片业不约而同地吹响了“集结号”。

　　自然灾害让歌手集体“休假”

　　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今年商业演出数量剧减，令不少以歌手演出费维持运转的唱片公司举步维艰，不得不降薪裁员，而部分歌手更是给自己放起了长假，转而享受欧洲杯和即将来临的奥运会。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好多歌手在这段时间都潜心创作去了，期待奥运会后“薄发”。

　　华谊音乐老总袁涛透露，公司几位歌手四五月曾推出过专辑，但因为地震，削弱了宣传，因此反响不大，“眼看奥运又要抓人眼球，所以我们干脆准备9月再重新启动正常的发片和宣传”。华谊音乐媒体负责人翟佳也处于休假状态中，她说今年特殊，最近艺人没发片，她也不工作，但公司不存在降薪、裁员，而且还要签新人。

　　记者联系龙吟新田地音乐公司老板徐天的时候，他正带着公司准备捧的一个新人在四川灾区现场。“为灾区群众现场演唱歌曲，还挺受欢迎。”徐天认为，现在的新人进了大公司就觉得马上飞黄腾达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是有那么多选秀歌手没饭吃吗？现在二三线歌手混得几乎饭都吃不饱”。在音乐圈已经摸爬滚打20年的徐天说，走一趟灾区，不光能献爱心，还能让新人知道一下什么是“苦”，这种体验对歌手后期的发片和成长都有好处。

　　选秀歌手首当其冲“遭殃”

　　6月12日，内地一家借包装选秀歌手闻名全国的A公司爆出降薪消息。该则通知表示：调整员工补贴标准，从5月起实行工效（工资和效益）挂钩制，目前情况下工资整体降幅30%。此外，文件还要求缩减公司福利性支出，比如取消下午茶和节日礼金；严格控制差旅费、招待费和车辆的使用等等。降薪消息一出，该公司不少员工选择离开。

　　日前有娱乐媒体对迄今几届“超女快男”的成绩做过统计，其中周笔畅以500万元代价脱离天娱公司，如今两手空空，无房无车，而且续约谈不拢；而纪敏佳在乐坛发展也很一般，总算不缺商演；艾梦萌迄今一张唱片未出，奔走于各种商演中；胡灵虽然转签海蝶，但最近甚至传出因缺钱不得不到酒吧唱歌。

　　记者采访时，一些公司对于A公司的降薪行为和国际“四大”的“节流”一事三缄其口。国内最大的“乐队音乐”公司——摩登天空老板沈黎辉说，雪灾、地震让商演都变成了赈灾演出，有关奥运会的也是公益演出，一些公开的商业活动都受限制了，今年大家日子都挺难过的。A公司的问题是今年的特殊现象，但也有深厚的背景原因——在当今音乐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像A公司经营项目过于单一，如果只靠选秀歌手的发片和商演来赢利，肯定是行不通了。

　　徐天的这个“龙吟新田地”现在规模很小，他自己的精力也大部分放在了其他生意上。公司和艺人的合同也很松散，一般有市场前景的项目他才投资。徐天快人快语，某些选秀公司在运作上是“违规”的。有的把新人一签好几年，几年不给人做一张唱片，不让新人走，还定下天价数字的违约金。“说句实在话，这些新人剁他们的心都有。”

　　徐天主张“庙小好养人”，他觉得现在某些经营状况恶劣的音乐公司就是搞“虚假繁荣”搞出来的——恨不得天天搞“融资”的新闻，其实是给投资商“画饼充饥”，真能给投资商挣钱的没几个。“摊子”铺那么大，歌手签那么多但没几个轮上发片的。而且选歌有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对市场口味，其实是对投资商的不负责任。

　　歌手的虚荣心也害人不浅。徐天说，有些选秀歌手以为一夜成名了，进了大公司了就稳当了。“其实可以给他们一个药方，不要那么虚荣，要想有演出机会，就得自己去‘轧片’，回归街头艺人状态，还能节约成本。”徐天说，20年前他就曾拉着歌手去大街上演唱过。

　　卖唱片已变为“眼球经济”

　　其实不光选秀歌手和新人，一些成名老歌手近几年的收入也大量缩减。像韩红已有4年未推新专辑，跟徐天在英事达唱片时期就合作至今的谢雨欣也专注于做生意，发片已经基本停止，音乐收入就可想而知了。EMI百代宣布放弃在亚洲市场的制作，转做唱片的发行其实就是传统发片市场萎缩的一个重要信号。

　　《2008互联网音乐调查报告》50%的消费者已经不购买或者极少购买CD，近70%的调查对象则是每周使用音乐搜索引擎来满足自己的音乐需求，但是愿意为音乐MP3付费的消费者却只有33%。

　　太合麦田老总宋柯对传统唱片市场的下滑感触颇深。“虽然每年歌手的发片数量不一样，但过去一年能发到14张，现在张数确实少了。而且就这两年来说，单张专辑的流水至少下降了50%。”但作为内地原创音乐的领袖之一，“太麦”的业务里仍然是由传统唱片、数字音乐、艺人经纪三足鼎立。宋柯说，“太麦”本身就是以做校园音乐、捧原创歌手而著称的，从长远看，发唱片仍然是歌手、音乐公司的本质职能。

　　选秀歌手李宇春目前是“太麦”最赚钱的歌手之一。曾担任过《超级女声》评委的宋柯对选秀歌手当时的辉煌记忆犹新，“通常以前的歌手是没有这种待遇的”。一离开舞台，歌手后期的发展就跟选秀效应没任何关系了，宋柯很清醒。“太麦”很负责地对李宇春的每张专辑都进行全套“烘托”，首唱会、打榜、软硬性广告、演唱会、MV、电视节目……3年时间内李宇春已经出了30首单曲合3张专辑的量，这种待遇是许多其他成名歌手都很羡慕的。

　　早年因捧红杨坤、陈琳而在业界树立流行音乐地位的“竹书文化”，近年仍在推“原创”品牌，去年就推出了“新势力”、“简·迷离”等组合。但现在的市场已经不复当年，已经不是凭一首歌、一位歌手就能打遍天下的局面，音乐市场、听歌人群极速分化。竹书文化总裁沈永革打了个比方，以前给黑豹乐队制作时一张专辑大概投入50万-60万元，回报能有300万元，现在的新势力投入达到150万元，当年回报仅有30万元左右。相比2003年竹书整体全年300万-500万元的收入，2006、2007两年的收入降到了不足100万元，甚至保不了制作新歌手的成本。

　　过去一张唱片能发行150万张，而现在内地即便是炙手可热的一线歌手销量也不过1万张，而普遍的专辑制作费用在30万-70万元左右。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公司在坚持给歌手发片呢？

　　有人说，对于大部分歌手来说，出唱片已经从“卖专辑”变成了“卖人气”。注意力是第一位，利润居次要地位。以唱片打头阵，引人注意带来高人气，就能带来高点击率，从而带动商演、代言、彩铃等连锁市场，这就是不少歌手即便唱片销量不佳、成本太高还是坚持发片的原因。

　　走穴、拼盘风光不再

　　原本唱片公司的收入由唱片版税、演出、彩铃“三分天下”，但如今歌手的“主业”——唱片销量急剧萎缩，商业演出和广告代言升级为“吸金王”。据北京数字音乐咨询顾问公司CEO张志远提供的数据显示，歌手收入中，商演收益占到60%-70%（也是音乐公司的赢利大头），广告代言分得10%，一些运营成功的唱片公司，还能在彩铃业务上获得30%-40%的收益，而唱片利润几乎为零。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艺人的商演形式其实也在变化，尤其在国家对一些地方政府牵头举办的各类晚会调控后。日前文化部又颁布了《关于加强涉外及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外及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管理。其实自从2005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颁布，演出市场不断法制化和规范化。大国唱片一名宣传人员透露，很多歌手今年以来的商演收益只有往年的几分之一。

　　沈永革介绍道，上世纪90年代的明星“走穴”不再风光，每月能有5-10场算是不错了。而且演唱会就像其他演出市场一样，并没有一个完善和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还没有进入良性循环。大部分观众没有形成买票看演出的习惯，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为偶像买单的“粉丝”们。

　　宋柯觉得这倒是个好现象，同时随着地方政府邀约演出一起变少的，还有那些“拼盘式”的商演。在他看来，这类演出缺少精神内核和精良的制作，是很容易被人们抛弃的。宋柯分析道，像那些拼盘式的演出，大部分经费都付给艺人和所谓的“穴头”了，舞台制作费用很少，现场很粗糙监控也不力，出现了很多“假唱”问题，前几年还听说舞台上冒出了一个“假田震”。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国内观众那种“去现场看明星”的需求早就已经被满足，尤其大中城市的年轻人基本不会来看这种演出了。

　　徐天说得更直白：“以前出了好多天天串晚会的‘伪民歌手’，都是给地方政府‘催油’的，这些人这两年活得艰难点了。”

　　彩铃音乐还有多少奔头？

　　从唱片公司的赢利渠道来看，唱片卖不动，演出数量明显减少，品牌代言并不适合所有艺人，陷入危机的各大唱片公司纷纷挤上独木桥，开始通过数字音乐来弥补损失，歌手“竞技场”从有形阵地进入无线技术领域。据了解，庞龙的《两只蝴蝶》在网上首发，给华友世纪带来了2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天娱传媒无限音乐总监娃娃告诉记者，去年的“快男”冠军陈楚生虽然只发行了一张EP，但他的《有没有人告诉你》已经取得了下载量达108601次的好成绩，一直居于彩铃排行榜的前列。

　　“数字音乐‘太麦’是做得最早的，第一份彩铃合约就是我们签下的。”宋柯说，‘太麦’最早和中国移动是曲目合作，以彩铃为主的数字音乐确实每年都在赢利，后期也和中国移动共同做事，像李宇春、朴树为移动的奥运宣传片做代言。但这行业非常初级，现在处于混战状态，各大公司都在抢占这个市场，哪家公司占数字音乐的大份额、关于数字音乐的产业趋势、客观研究都没有。

　　自2003年底，竹书也加入了新媒体的争夺。当时彩铃的销售有很多是SP服务商，他们买了公司的作品版权再制作销售给中国移动等渠道商，2005年之后SP服务商在数字音乐领域几乎全线消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取而代之，和音乐公司直接接洽，双方按彩铃销售额分成，也不再支付音乐公司版权费。“现在进入渠道为王的时代，它带来的影响也就是音乐开始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制作，对整个音乐发展是有阻碍的。”沈永革对彩铃音乐显得“既爱且恨”。

　　一些率先涉足彩铃音乐的公司抓到了第一拨商机，但好景没多久，这块的业绩就面临着同类公司的严重竞争，业绩滑坡也相当明显。

　　沈黎辉对彩铃音乐的前景不看好。虽然中国有4亿手机用户，但大众对彩铃的新鲜感早已经过去，大城市里年轻人更换彩铃的频率早不如以前，彩铃大部分受众已经转移到二三线城市。“这已经不是有意思的事儿了，唱片业指着一个彩铃去养活是不现实的。”沈黎辉说，有段时间所有音乐公司的业务都围绕着彩铃进行，进行同质竞争，现在应该清醒点，眼光放远点，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

　　张志远分析道，在数字音乐领域，在线音乐（网络歌曲）容易被复制，利润几乎为零，足够专业和相对封闭的电信运营商们提供的无线技术音乐自然就成了唱片公司的“救命稻草”， 尤其在今年初的电信运营商重组后，移动增值服务成为了最被看好的赢利模式。一些音乐公司CEO也认为，虽然光景不如前几年，但无线技术音乐、数字音乐，仍是以后发展的大趋势。

　　所以，像太麦、竹书、摩登天空等大公司也不能“免俗”，仍在把歌曲源源不断地制成彩铃，送到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手机网络中去，期待着歌迷的垂青。

　　唱片公司谋求“长尾式”生存

　　频繁的“走马换将”和“开源节流”的背后，是“四大”面临中国“惨淡”音乐市场的无奈之举。沈黎辉说，“四大”在全球的收入份额占市场70%，在内地的表现是和他们的国际地位不成比例的。相反，一直在恶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内地公司有更灵活的谋生方式。

　　宋柯认为，唱片业无论怎样发展，始终要围绕两个精髓——一是版权，二是歌手。无论是唱片、彩铃音乐还是网络下载，都是音乐版权在各类媒体中的体现。对歌手的推广就是依靠唱片、现场、广告等。总之，经营方式不能单一，这如今已是许多大音乐公司老总们的共识。

　　■抢占个唱高地

　　当年“校园音乐”的一面旗帜——太合麦田，如今旗下歌手虽然仍保持着“青春”的整体色彩，但已多了很多商业色彩。他们新签下的网络搞怪组合“后舍男孩”，不光发EP，也已经演了三部电影，并担纲电视主持，甚至代言智联招聘等等，走的是全面商业化推广的路子。此外，他们还代理诺拉·琼斯等格莱美奖歌手的中国演唱会，和蒙牛举办第一个音乐夏令营，为摩托罗拉、腾讯等商家做音乐服务等，“太麦”已经变成全方位的音乐制作、发行和服务性公司。

　　宋柯认为，为一些具备市场号召力、拥有足够歌迷群的公司歌手举办个唱，是他们推歌手和作品的主要方式。这种个唱不是以前那种低级商演，追求制作精良，现场设备发达，时尚而互动感强。做演唱会包括国外歌手的中国演唱会，也是他们的一大业务。

　　■户外音乐节让全民狂欢

　　“户外音乐节”是“太麦”和“摩登天空”都在尝试和看好的一种新兴模式。这在国外是非常盛行，且人气很高的音乐演出方式，以开放式的全天候演出、全民狂欢的面貌吸引着诸多年轻人。2005年“太麦”开始运作第一个户外音乐节，并打算以后常年做下去，以后将选在合适的城市固定举办。宋柯觉得它有希望的原因是，第一，各地政府都在打造“文化品牌”，会提供一些政策和隐性支持；第二，赢利模式相对清晰，能拉到商业赞助。

　　“摩登天空”去年正赶上10年庆典，也在北京尝试了“户外音乐节”的形式，未来也有计划带到其他城市。去年10月份在海淀公园举办的音乐节吸引了十几家同行参加。海淀公园平时是免门票的，他们靠门票+赞助的形式，收取门票也吸引来了5万人。“现在北京已经有迷笛音乐节、北京流行音乐节和我们这3个音乐节了，但一个大城市不应该只能容纳3个，将来还可能出现像国外爵士音乐节等细分的节日。”沈黎辉很看好户外音乐节的前景。

　　■歌手去台湾发展

　　沈永革表示，“竹书文化”一直在探索海外市场和音乐节模式。HAYA乐团在台湾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专辑奖”后，将在台湾地区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

　　■奥运火炬手 

　　据了解，奥运会将是唱片公司和歌手的休息调整期，目前多数公司都让位奥运，而将工作重心压后至九十月份。但一些公司也抓住了奥运这次“公益宣传”的力量。海蝶音乐的李冰冰、林宇中、林俊杰成为奥运火炬手，并不会因为奥运淡出大众视线。

　　■新媒体唱片

　　近日，十三月唱片旗下艺人谢天笑、小宋佳发行了电子唱片。电子唱片是一个绝佳的信息发布的平台，唱片内容包括全部歌曲、MV、造型照、介绍文案及艺人录音独家片花。而歌曲音质均为MP3音质，从在线试听角度出发已可满足歌迷的基本要求。唱片推出后，“十三月”即可从杂志获得的广告投放中按照分成比例获得一部分广告费用，一举多得。

　　■发烧碟市场

　　沈永革看好的一大市场是发烧碟市场，因为室内音响、车载音响等载体的发达，使得中国具有了十几万的正版发烧碟市场，比起最早200万的正版CD市场来说，这份额是小得多了。

　　■“数字音乐”多载体生存

　　今年“竹书”在和苹果手机运营商谈一款“手机短剧”的合作，在MP4技术基础上把MTV包装成短剧，在手机上让消费者观阅。虽然没有做过同行的调查，但沈永革肯定这是创新举动。在沈永革看来，手机内置音乐、MP4、未来3G产品等市场都给了音乐公司机会，必须随着这些技术发展深度开掘出创新产品，与时俱进。

　　■音乐版权的衍生利润

　　国内大的音乐公司现在之所以还在坚持给歌手发片，其实还在坚持着一个未来的希望。沈黎辉说，如果国际“四大”全力做音乐发行，他们所占有的最大优势，就是内地民营公司无法比拟的庞大的版权库（曲库）。未来如果在网络、卡拉OK等衍生领域的版权收费真正实现了，各公司自身拥有的曲库将成为另一个角逐阵地。

　　唱片行业吹响“集结号”

　　张志远说，由于国内版权意识的淡漠和支付模式的繁琐，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数字音乐中在线付费这一块市场，也就是网络下载。目前，由于百度搜索引擎的“霸王条款”，使得音乐版权在数字领域正出现贬值的趋势。而网络渠道、手机渠道目前都属于“被垄断”行业，唱片公司要想开拓新模式，从根本上就是版权意识和支付模式的改变。

　　7月18日，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成立。作为首个由唱片业音乐权利人自发集结起来保护自身权益的组织，它联合了20多家音乐公司，据官方数据，这些音乐公司目前占据着华语音乐的90%的份额，从“四大”到内地公司都有参与。唱片行业这次似乎真的吹响了“集结号”。

　　沈永革表示，建立这样一个同盟，旨在解决无线、在线、KTV、公播音乐的版权保护问题，切实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而最突出的就是在线音乐付费模式包括付多少钱和怎样付的问题。

　　宋柯说，在比较困难的时刻，最先想到的就是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这是我们唱片公司团结的开始。的确，“内容为王”才是王道，集结华语乐坛大势力先垄断音乐资源，再与渠道商分享更多的利益，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后，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可能会制定出整个行业的新的“游戏规则”。

　　商报记者 郑洁 徐丹岚/文 王晓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