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环保总局再次对污染严重的区域拿出了杀手锏“限批”政策，与今年1月对钢铁、电力、冶金等重污染项目实行的“区域限批”不同，此次主要是针对水污染地区实行的“流域限批”。无论“限批”对象是谁，这两次都是中央环保政令与地方经济利益之间的博弈，虽然我们可以预见“限批”能短时期缓解当地污染状况，但地方企业和政府官员只将环保留在嘴上不留在脑里，致使地方企业“一查就关、一走就开”的状况短时间内仍难改变。
　　可以说从两年前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开始，中国已多次爆发严重的污染事件，也正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后，防治污染的政策措施才纷纷出台。此次“流域限批”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今年夏天以来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接连爆发，我们或许昨天也难以看见环保总局的再次出手。因此，中国还是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压力下，这样路不会长远。多次环保污染事件的爆发，已证明了如今的环保防治政策无法有效地控制日益严重的污染状况。
　　然而，中国多数地方的官员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没有钱怎么搞环保，等经济发展了，环境保护可以慢慢来。”在许多地方官员的脑海中虽然有部分环保任务，但GDP的增长依然是他们政绩追求的最终目标。虽然，国务院多次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政策要求，但在环保相关法律的滞后和“绿色GDP”等政绩考核改革不完善的情况下，环保在地方利益眼中仍只是宣传作用。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城市里，很多企业是当地经济的支柱，地方政府对于这些企业的做法往往是不出大事就行。
　　因此，有必要让环保变成一种强制手段纳入地方政策的制定当中，我们也需要看到更多因为环境问题而下课的地方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