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不是巧合。
　　国务院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出“地方政府不得要求药品监管部门承担经济发展指标和行业发展任务”。无独有偶，今年2月吴仪副总理在全国药品监管工作会议上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能让国务院如此大动干戈，问题显然已经相当严重。
　　今年年初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因收受贿赂被双开一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06年11月28日，国家药监局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受贿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6年1月12日国家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涉嫌受贿被立案调查，一同“落马”的还有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
　　药监部门高官连番出事，暴露了审批与管理背后的受贿通道。一方面是相关药品监管法规制度存在严重漏洞。一些规章规定的程序不严密、自由裁量权过大。另一方面，对公共权力监管的法规制度不健全，特别是缺少对审批等重要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办法。
　　此外，有专家称“监管部门要独立于被监管者和政府。”这种强调绝对有必要。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绩指标，没有处理好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监管与服务的关系、商业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关系，单纯强调“帮企业办事，促经济发展”。但是经济指标和行业发展不是监管部门的工作责任，更不应成为监管部门腐败的借口。
　　“没有比生命和健康更重要的事了，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了你，是多大的信任。”当吴仪副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这番话的时候，每一个药监人员都应该明白，惟一需要他们负责的——就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