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寿命较人均低10岁，七成知识分子处于“过劳死”的边缘。“中青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事例频频发生，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考。关注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全国政协委员姚凯伦的提议发人深省。
　　的确，我国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已经到了非关注不可的地步了。请看：北京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提前了5.18岁。中年知识分子死亡率超过老年人的两倍，死亡年龄段多为45至55岁；最近5年来，中国科学院所属的7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共135人谢世，平均年龄53.3岁。一份份数据看起来触目惊心，更显示了我们对知识分子健康问题的忽略或者说是漠视。
　　按理说，知识分子自古就是“国之栋梁”，现在更是企业发展、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他们的管理者应该是呵护备至，加倍小心保护。可事实恰恰相反。
　　笔者认为，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其一是政府职责的缺位。既然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政府自然有必要也有义务对知识分子进行更为细致有效的保护。而这种保护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更多只停留在一些倡议和号召上。
　　其二是社会的关注与关心不够。近年来，由于知识分子收入水平的增加，反而造成了对知识分子健康问题的忽视。尤其是一些企业单位，虽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优厚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但对员工的健康问题重视不够，造成知识分子工作负担过重、心理压力过大，而这就成为知识分子健康的最大杀手。
　　其三是知识分子个人对自身健康问题的忽视。迫于工作、生活的巨大压力，并且认为个人正当壮年，知识分子往往忽略了自身的健康安全。
　　姚凯伦委员提案建议建立知识分子的健康管理体系，无疑是及时的，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极佳建议。希望藉此契机，形成一个国家、社会和个人协调一致的知识分子健康安全机制。